并不是每一个参加工作后的人，都还有机会重返学校，重新聆听课堂。经过两次报考，参加工作四年后的我，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我被湖南科技大学录取了，有机会可以就读教育硕士。

　　我很珍惜这个机会，这就好比在感觉生命黯然无光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点亮光。我很向往这样光明的生活，很期待在书堆里翻滚的生活。

　　正因为如此，我就有机会聆听到科大教授们的讲学。

　　吴投文教授是个诗人，很像邻家大哥。讲现当代文学时，他会谈到鲁迅的文章篇目在教材中大幅删减的问题，会谈到他的担忧，自然会谈到诗歌。性情所致，他也会当众朗诵诗歌一首，常常会赢得满堂掌声。有时候女生前去请教诗歌，他便会面带羞涩，鼻尖上冒出细小的汗珠来。我们都说是诗人本真的体现。有一次，大约是天气太热，教室里密不透风。他建议大家一起到树林里某处去上课。大家跟着抵达目的地后，他站在一棵大树下，居然很有当年毛泽东长征时的风范，他讲的什么现在我都忘记了，只是记得声音是空旷的，神情怡然自得。大家也似乎忘记了酷暑的相逼，仿佛重返到最本真的课堂，没有黑板，没有粉笔，只有教师和学生，再加上纸和笔。于是，你可以听到虫鸟与师声齐鸣，清风为知识伴奏。

　　李山林教授温文儒雅，是这个硕士点的负责人，常给我们介绍前沿的教育理论。从他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我国大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语文教育”方向第一位博士王荣生所写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系统地了解语文课程学术前沿中关于语文课程性质“人文性”与“工具性”的争论等问题。这些知识一下子打开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使我们以更宏大的视角来审视当下的语文教学。李山林老师平时不戴眼镜，但他讲课时却不得不掏出眼镜来，从他携带的一袋书里掏出一本，找到某页，念一段原作者是怎么写的，念完后把眼镜放在书上，再带领大家由此思考开去。我在听他的讲学时，脑袋里常常会冒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句话，我觉得他就是山一般的风骨吧。

　　谢奇勇教授是让人肃然起敬的类型，我们都有点怕他。每次上课的时候，他的表情都很严肃，上完课后，同学们还需要交相应的课程论文。我记得自己花费了数周琢磨出来的论文，发到他的电子邮箱里，被他下载后回复的文稿中，居然用Word的批注功能，修改了红红的一大片，甚至连论文中用英文状态书写的标点符号都被他挑出来，标记了。我根据他的意见，再修改后发他，他又修改了一大片。如此反复再三，论文才终于定稿。毕业后，我用电子邮箱发了一段话给他：

　　“谢老师：

　　您好！

　　今夜是小年夜。我想对您说的就是，您让我感受到了学术的严谨与生命。

　　学者应该是严谨的，这种严谨直接影响着学术的生命。没有人愿意把一本漏洞百出、资料来源没有经过缜密思考和慎重取舍的著作来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顶多也即是作为参阅资料。学者的生命需要是多样的，但是学者作为学术作者的生命则是严谨的。作为从您的教学行为和教学要求中所获得的认知，我把这些反馈给您，是作为我今年能够祝您新年快乐的前提。

　　我希望您因为这些虽然琐碎无序但不乏真诚的表达而能够感到快乐！

　　学生希望老师永远是快乐的！

　　学生：蒋阳波”

　　我的导师肖祥彪老师，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披着一头长发，外貌酷似达摩。他经常边掏出一个打火机来，夹上一根烟，边眯缝着眼睛思考论文是否妥帖。在我就读科大教育硕士时，他给我最大的支持，就是以我的思考方向为主，并不随意改变我的研究方向。在这个基础上，他对我进行了有益的引导。我查询了一下我们就论文事宜商讨的邮件，在这三年中，竟有54封。从选题的确定、论文提纲的先后顺序的调整、具体的论文内容，一直到论文答辩、评审和被推荐等事宜。也许正因为他的这种宽容与随和，才能够让我最终得以从政治教学中的道德教育与语文教学中的必修教材两个角度相结合，写出了《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道德教育研究》这篇硕士毕业论文，这篇论文被评为湖南科技大学的优秀硕士论文，还曾被推荐到教育部参加全国优秀硕士论文评选，虽然最终没能获奖，但也反映出这篇论文还是具有了一定的学术价值。

　　科大的教授们，风采各异，但都愿意把自己毕生的研究得心得传授给学生。正因为他们无私的奉献，才有了后来的全国创新教育优秀校长、2015全国年度变革力校长——2008级教育硕士易文胜，才有了后来驰骋于各地教研教改舞台的领军人物和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