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精心打造的湘江中的东洲岛景区，在岛南为纪念王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而建造的高楼和配套庭园，其命名应该是“夫子楼”还是“夫之楼”？

　　我认为，以先生之讳“夫之”命名，则名实相符，无可厚非；但如以“夫子”名之，虽名义上拔高了楼的“档次”，但确是无据之作，无益先生。

　　船山先生乃中国一代文化之集大成者，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而不能称“夫子”，并非因其资格不够，而在于清朝政府囿于政见，审批手续工作没做到位。

　　在国人的习俗里，对有学问的人，交往中习惯在姓别后加“夫子”，或直称“老夫子”以示尊敬，说者出于善意，知趣者诚惶诚恐答以“岂敢、岂敢”。此非谦辞，实乃读书士子必守本分不敢逾越先师诸夫子的虔诚崇拜之心也。上溯二千余年，中国历史上能得皇封“子”者入祭大成殿（俗称夫子庙）和专祠祭祀、荫封子孙者无多人，“子”即先师，学宫外牌楼上书“道贯古今，德配天地”，意思就是“子”之功德泽惠有如天地。杰出如周敦颐谥号元公，意是宋后新儒学诸子之首，嘉封“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御匾以彰其代表的理学通天达地的正统地位，历朝史志煌煌有载。

　　中国先时文化传承是以祭祀列首、次在教育的读书方式进行的，这是我们的先人们延绵数千年最高明的亮丽之处。祭祀的目的在于增加人们对先圣先贤的心仪崇拜，增强对圣学的精神认知，从尊敬圣人事功人品切入，然后学习他们的道德思想文章，修养践行终生。所以历代文人最讲究气节，教育本旨在做人尽负天下之责，而不是钻入钱眼、只图自家富贵之乐。这也是石鼓书院宋景定五年（1264）工部尚书汤汉作《先贤堂记》，以官府仪规祭祀十六位贤人之始、后有七贤、再有后七贤之尊不逾矩。

　　唐以前，孔子是元圣周公旦祭祠中的陪祀。从唐太宗到唐玄宗数次封孔，孔子称至圣而专祠祭祀。元圣周公则逐渐居次，传于东、中、西三庙专祠（曲阜、洛阳、岐山）。

　　自宋仁宗庆历4年（1044）下旨始设县学，各地学宫祭祀逐渐规范。以乾隆25年（1760）《清泉县志》和乾隆《衡州府志》载，能入大成殿享祭，以皇封至圣孔子、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子思、亚圣孟轲5位，先哲12位配正殿两侧陪祀（神主牌位还是称先贤，不称先哲）、先贤77人、先儒46人者方可列入东西两庑，合计神位入大成殿享祭140人。其中孔子及其学生72贤人分别列入圣、哲、贤、儒，后之所封只有67人。

　　能入祀称“子”又能隆显垂誉于后世者，必须是其中贤以上的杰出者，由朝廷授封先人，惠及后世世袭荫封子孙者只有11人。而入学宫敬入崇圣祠享祭，雍正元年（1723）孔子先祖五代封王，后裔世袭衍圣公，称“天下第一家”。其他10人一旦受封，故里设专祠，立祭祀田，其父母神位入祀乡贤祠，再入学宫另立的启圣祠，雍正元年间改名崇圣祠。后裔世袭五经博士，专祠选袭奉祀生，选后裔中优秀者入当地学宫读义学作预备奉祀生培养。上述包括孔子共11人，即创建儒学的前五圣，创立新儒学的宋六子。年拨官银助祭（各专祠乾隆六年（1741））始每年拨银40两，此前12两）。可谓一人封“子”，惠先泽后，直至清亡。

　　自宋封六子（周、二程、张、邵、朱）至明只封理学有名人物胡安国、张栻、吕祖谦、王阳明等20余人为先儒，顺治元年下旨（1644年）重申“先贤周子祀于厥里（故乡）庙庭、天下学宫”。顺治二年再封孔子重申明确其传统待遇，清朝政府重申封周子、孔子之举，旨在团结士子、公示清政府尊敬新旧儒学两位领袖人物的文化认同，此后再无封入祀大成殿者。

　　船山先生乃一代宗师，宋以后难得的人杰，其气节学问均高山仰止，因在他以反清复明为己志，康熙31年（1692）卒，寿74岁。清廷官员定性他是“明遗臣，清逸士”。直到他死后15年的康熙46年（1707），经张仕可等官员力推，才皇封入乡贤祠享祭祀之礼，圆湖湘士子经年不息的呼吁之愿。乡贤祠虽同在学宫，但是另立次位之祠。

　　王船山先生400周年诞辰在即。如以“夫之”名，则名实相配一体，自可垂誉千秋无憾，而先生之事功在人们心目中远胜如诸“子”者，遵史循实命名更有利弘扬先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