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市湖湘文化研究员周安林老师的这篇稿件积在我邮箱已有一个多月，期间，他在字句斟酌地改，而我在看完来稿那天便决定配发一个《编读往来》的文，于是断断续续地看了相关的几本书。我看书的过程，耽误了不少时间。
我想，周安林老师所说的王夫之到底有没有在清朝实现配享孔庙两庑的待遇，多少涉及王船山的民族主义与清政府对其认同经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衡阳市井间谈到王船山就是说他“头戴斗笠，脚着木屐，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这种形象。今天，我不谈周安林老师说得是不是完全对。我们不否认王船山反清复明，但还是要结合同时代的人物群像来理解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我个人认为这种态度能让我们腾出手来多关注王船山精神与王船山思想。
首先，我们将王船山反清复明的事情放到当时的时代中去比较，就不难发现王船山兄弟父子所遇到的被张献忠等农民起义者挟持，甚至要自毁以逃脱的事情，不是只有他们父子兄弟才遇到。王船山颠沛流离、四处奔走的形象，不只为他独有，而是同时期不少的亡国之读书人所共有的。
我从《船山师友记》中选几个亡国的读书人的样子，给读者体会一下。
熊渭公，黄冈人，住在武昌。还不是清军入关，尚且是张献忠兵乱，在城破前一日，他留下书说“明日当觅我于某树下”。然后，到了那一天，他按自己说的到了树下，追兵来了，他就跃入通山王莲池自尽了。
郭季林，崇祯乡举人，乱后隐居石狮岭下，竹坞药栏，日吟啸其中以自娱。
李跨鳌，十五成诸生，经乱世，子夜燃松脂读书，声朗朗彻山外，雪夜月夕，独携方竹杖登髻山顶，忽而哭忽而歌。
夏汝弼，得知“明桂王子”不能成事。夏汝弼在邵阳梓田山那里带着一个琴童登山，流连山中，“歌哭无恒”，因为那里可以看得到“明桂王子”走过的官道。
夏汝弼，就是曾与王船山一起反清复明的人。还有一个就是王船山的患难之交管嗣箕、管嗣裘兄弟。《船山师友记》“管文学嗣箕”条目中，就谈到管嗣箕三次死里逃生。第一次死里逃生，在张献忠攻陷衡州时。当时，张献忠动辄就投人于湘水。张献忠要捕杀管嗣裘，管嗣箕为保弟弟的名节，对来人说弟弟已经死了，然后代弟弟应捕。第二次，就是他与王船山一起反清复明，死里逃生。
从王船山家谱世系表中可以看到，明朝的灭亡，对于王船山家庭的打击也是巨大的。虽然，王家有世袭的衡州卫指挥同知职位，虽然王船山爷爷没有继承这个世袭职位。但朝代更替，王氏家族这个世袭的职位也没有了，过去管辖的卫所军户屯田因为朝代更替化为乌有,家族没落。这从王船山家谱的相关研究著述中可以看到。
第二个，在明末清初这种环境下，也不止王船山一个人上下求索、著书立说。这么说，不是消解王船山精神和思想的意义，反之，是更能给王船山精神和思想的形成加上一个纵深的历史视角。
船山研究的代表人物萧萐父曾为陆复初的《船山学案》作序。从萧萐父的序文可以看到，比王船山年长6岁的顾亭林，比王船山大9岁的黄宗羲，他们与王船山三个人，并列为明清之际的中国启蒙三大师，他们的经历何其相似！
在反清复明方面。清顺治二年即1645年，顾亭林等人在昆山起义，失败后，开始了流亡生活；明鲁王在浙江，黄宗羲迎鲁王，驻军江上，号忠贞营；而王船山则是在1648年举兵衡阳。
在著书立说方面。截取南明王朝灭亡前后这段时间来看，1662年，黄宗羲写成了《明夷待访录》；顾亭林写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巨著；第二年，王船山写成了《周易外传》《尚书引义》。1665年，王船山又完成了《读四书大全说》的重订，顾亭林整理《日知录》和《音学五书》……
在与清廷关系方面。1679年，清方派人侦视王船山，船山对此作了《勘破窗纸者爰书》《斋中守犬铭》以讽之；黄宗羲坚辞清廷邀请他参加修《明史》的敦请，但允许派人到其家中抄录史料，并允其子百家、弟子万斯同去京以备顾问；这一年，顾亭林避请清廷敦请，常驱骡往来陕西一带。
对于王船山的民族主义和他的“不贰臣”的个人感情，我跟正在整理自己的王船山专著的衡阳本土文史专家萧培请教，如何理解？萧老谈到，王船山就是从隐居常宁西庄源时，开始了他的著述工作，这是王船山不同于与他一起反清复明的人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相比这个时期也就是王船山早期的著述，萧老说，读王船山晚期的著述特别是史论时，发现王船山对清廷还是有不满，但已经有转变，更反映出一种对封建专制的批判。“要不然，他不会让他的儿子去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
我们再来看看萧萐父对王船山的评价。萧萐父认为王船山哲学思想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思想的高峰。萧萐父分析了十七世纪的时代思潮、社会生产特点，并引张舜徽先生对王船山“博大求实”四字评价，即求实以反对蹈虚，博大以概括细节，认为这是批判理学的锐利武器，也正足以代表中国启蒙思想的特点。
最后一点我特别要强调，一般的读者可能并不知道王船山形象经过了“国朝贞士”到“经学家”的转变。
读了《宋明理学十五讲》《王船山年谱》和一些湘学论述特别是《嘉道以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一文后，让我明白，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王船山思想是“湖湘学”“湘学”又一个新的符号。
王船山去世之后，其子王敔刊刻船山部分著作、撰写《大行府君行述》。在他儿子的表述中，王船山是一个忠义节气、笃学苦行的老儒形象。所以，我看这个版本的船山生平，会看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士子精神、家国情怀。士子的“不贰臣”观念，是他们独善其身的一种方式、是他们精神领域的边界，是他们主体意识的一种表现，肯定是要得到尊重的。但我也相信，有这种内心需求的人，他们对自我命运的探索不会仅止于此。
第二次王船山形象的塑造，与湖南地方意识兴起有关。康熙三年( 1664)，湖南才独立建省。这带来湖南地方文化意识勃发。湖南学政潘宗洛首次为王船山立传“以付史馆”，但在立传时淡化王船山的反清复明，将王船山的个人际遇与家国兴亡、历史变迁联系起来考察，将船山提升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
乾隆年间标榜“稽古佑文”、举办一系列文化工程。期间三通馆纂修余廷燦作《王船山先生传》，重点阐发了王船山的学术成就，从学理上解释了王船山成为“前朝之遗臣，我朝之贞士”的深层缘由。这个时期，朝廷征修四库全书，王船山有的书被收入，但有的书也被禁毁。萧老说，这些书禁在清朝后来又取消了。
嘉庆年间，国史馆开修《儒林传》《文苑传》等类传，阮元直接节录余廷燦版《王船山先生传》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材料，草拟成《王夫之传》，视王夫之为传经有功的经学家。
道光年间国史馆写定《国史儒林传》，船山正式进入官方历史记忆之中。
随后，又有两次大的搜集工作。道光年间，邓显鹤刊刻了多种王船山的书，书出王船山七代孙王世全处。到了后来，曾国藩兄弟大规模地重刻增补《船山遗书》。
所以说，船山学说的博大精深就是这样逐渐为世人所认识，从此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