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本报记者  金明达　　  

　　1979年参加高考，从一名小学毕业生成功“变身”一名“百里挑一”的大学生。王建设说，在拿到成绩单那一刻，就像灰暗的生命突然开了个小孔，让他看到了塌方隧道尽头射进来的那束亮光。

　　因为历史原因，王建设小学毕业就被迫辍学，开始学工学农，16岁就成为江东玻璃厂的一名玻璃吹制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高温熔炉旁用手工吹制玻璃器具。“每天工作非常辛苦，几乎感受不到年轻人应有的快乐。”王建设说。

　　由于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小学辍学的王建设仍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当得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他异常兴奋，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好机会。

　　1975年开始，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美术和文化知识。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他忙着埋头复习功课，没有报考。1978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报考广州美院，可惜名落孙山。1979年，他终于顺利地考入了衡阳师专艺术科。这年9月，他离开了生活几年的工厂，“生活终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现在的学生可能很难想象，那时候高考虽然只考语文、数学、政治三门功课，但很多书店都找不到复习资料。”王建设回忆，当年，书店里绝大多数是政治类书籍，想买文化类书籍必须“找关系、走后门”，他找到一个在书店工作的朋友，才买到了与高考相关的复习资料。

　　让王建设记忆犹新的是，当他顺利考入衡阳师专，成为一名大学生后，周围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眼睛里散发出来的都是崇拜和尊敬。”

　　“那时候的大学生，真是百里挑一，甚至是几百挑一，当时我所在的江东区机关大院，就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王建设微笑着说，那时候他不但成为父母眼中的骄傲，亲人朋友都主动登门拜访，逢人就夸他聪明懂事，要自己的孩子多向他学习。

　　相比现在大学高额的学费，王建设读大学不但没花一分钱，还有一份固定工资。“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只要有7年工龄，考上大学后，每个月都有原来百分之百的工资。”王建设回忆，他读大学时，每个月有27元5角的工资，虽然看上去很少，但在那个年代，已经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大学毕业后，恰逢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百业待兴，大学生是当时最高层次的人才，连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都不惜“三顾茅庐”。大学毕业后，王建设在市三中当了两年老师，后调入雁峰区计生委。没过几年，他就被提拔当了干部，后来还担任了雁峰区司法局副局长至退休。

　　“参加高考就像发生在昨天，是高考将我的人生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半。”回忆峥嵘岁月，王建设感慨说，他是幸运的，是高考的“春天”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