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芬

　　我经历了两次高考，两次考的一样的分数，最后只能拿一个委培指标，降20分被录取到衡阳师专汉语言文学教育系。我们那一届是双轨制的一年，据说是有委培指标的最后一年。我班上的同学大多是超过录取线的。我算文化成绩不好的孩子吧。

　　记得入校开完新生会的那个晚上，我与新认识的一个女同学坐在学校操场聊着各自的分数。她狠狠地说：“其实我也怪过父母。比如以我的分数，他们为何不愿意花钱给我拿到211学校哪怕湖南师范大学的委培指标？总比在这个学校好。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我一定要在这个学校多参加比赛和活动，为毕业分配打好基础。” 我唯一庆幸的是，不要学数学了，这门功课我每年高考都没及格，其余科目平均分超过100分，仍无法力挽狂澜。

　　不过，回想往事，还是得感谢衡阳师专。　　 

　　不知是什么开始，衡阳师专将湖南师范大学的本科自考课程列入学校教学事务中。我们一入校，还在军训期间，学生会高年级的师姐就依次来我们寝室，教我们怎么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怎样整理内务，告诉我们要争取进入学通社、广播站诸如此类“校办性质”的社团机构，然后还告诉我们通过本科自学考试也是这专科三年最重要的事情。那时，衡阳师专已要准备专升本了，我们后面一届学弟学妹就是本科生。

　　当1999届新生——也就是衡阳师院的第一届本科生出现在校园里招兵买马组社团时，我才感受到自己向往的大学的气氛。之前的衡阳师专，学生组民间社团的气氛没那么浓郁。那年冬天，我和同学跑去同城的另一所医学类大学卖圣诞卡，一个个寝室敲门进去，整个观感觉得还是我们学校的军事化寝室干净、整洁。

　　高考是我们接受社会筛选的第一关，但不是最后一关。　　

　　就业，是我接受社会筛选的第二关。

　　毕业前，我去了一趟长沙，与闺蜜的一位学长联系上了。当时，长沙一家报纸已经组建了一个子报，那位学长在一个部门负责。站在那个部门办公室的阳台上，他指着远处一片高楼说，他已经拿到那里面一套房子的钥匙。然后，他展开一幅长沙地图给我看，告诉我他当时就是这么拿着地图跑新闻的。

　　就是这幅长沙地图让我退缩了，长沙比衡阳大多了，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一些老长沙才知道的地名，我害怕。

　　在衡阳日报参加工作第一年，我又不心安了。瞒着大家去广东找过一次工作。

　　到了东莞的同学家落脚后，我去找工作。我突然发现，在人力市场找不到我梦想中的文字工作。终于等到一场大型的大学生招聘会。全日制本科的入职要求，让我可选择余地很小。有的不要求全日制本科的,但需要有本科学位。我只能暗暗后悔,自己自考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时已经拿到论文良的等级,却没有乘胜追击拿到英语4级，以拿到本科学位。因为那时,同学们都觉得学位不重要。终于，有一个区文艺研究所的工作，只要求专科学历。但对方看了看我的作品，说，这些做理论研究还不够。

　　非常沮丧之时，东莞人力市场那边有了一个机会，一个文化工作室招人。我跑去那里见面。到了那才发现，就是一个一楼的套间。一个年纪大的男人，问了我一些问题。他跟我交谈时，我看到那个电脑前打字的姑娘正在打一份《共和国》纪录片企划方案，那个姑娘还看了我一眼，似乎是有意想把这个方案给我看见。我突然有种不安全感，于是说：“我其实是想在东莞的媒体找份工作。”那个男人说，像你不是本地人，在东莞没什么资源，这种媒体不是那么好进的。还不如，在我们这里还有机会……我壮着胆子瞎说：“也不是完全不认识人吧。”最后，我委婉地说告辞了，走出那个套房。

　　记得当时，巷子口洒满阳光，那个长得像我师专的写作课老师的男人刚好进去，笑着跟我打招呼说：“走了啊？”我说，嗯，走了。之前，我不认识路，是他出来接的我。就是这么一种亲切感，只能给我片刻温暖，却不能让我有持续的安全感。

　　同学说，东莞是制造业之都，广州才是写字楼聚集的地方，你去那边看看还有机会没？于是，我跟广东一家媒体的前辈联系上了。

　　“什么？你拿着1500块就敢到广东来？”前辈电话里就大叫，我听到电话那边，他的好几个同事在那边笑。

　　电话里，听到他在问同事，其他兄弟报纸有试用的机会没？

　　可是到了那里，我连连摆手说：“老师，我不是来找工作的，我就是来看看的。”

　　其实，我还胆怯于自己不会五笔字型，不能几个小时之内写出近万字的多方位的报道。那时，我们内地媒体还是手写稿，远程传真稿件，他们广东媒体早就人人拎着笔记本到处走了。

　　我沮丧地在他们办公室看了看，然后就打道回东莞。在广州回东莞的火车上，我看到了深圳晚报还是特区报的报纸发行车在清晨的高速上行走，不知是送完报纸了还是在送报纸的路上；看到了铁路边一栋栋工厂的宿舍，睡眼惺忪的10多岁的工人蓬头垢面地出来洗漱；看到一棵连着一棵的荔枝树从眼前飞过。我想，我还是回衡阳好了。

　　回到衡阳后，我给前辈的办公室去了个电话。我说，我要找某某某讲电话。因为之前，我在他们办公室看到，他们总编给他们参与一个重大报道的成员都写了一张明信片，里面是对他们此次报道的个人表现的总结。他们都放在办公桌玻璃台板下。某某某的评语，我觉得是里面最好的。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那个某某某。

　　我问他，怎么化解工作中的悲伤感?他说，每天要面对那么多悲伤、不公的事，来不及悲伤。

　　自那之后，我就知道，经过社会的再次筛选，我只能在衡阳就业。

　　前辈发来邮件说：你临走时写了那么大一段煽情的话给我邮箱，我觉得，比你的新闻稿好。我知道了,你会在衡阳好好工作，“不会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潦草的文字。”有空，把你写的大稿子发给我，我给你指点指点，相信我,会进步很快的。

　　我回信说我不要，我觉得我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我要自己成长。

　　现在，我还是不会五笔字型打字,但用拼音输入法几个小时内写出信息量大的4000字的新闻稿已是很容易。

　　在陌生的城市里行走，我不再胆怯，多了的是发现和学习的快乐。多看,多问,再不行就问度娘。 

　　我还是没有特别像样的论文，但我在每一个岗位上的实操经验,都是在为我写论文做准备。 

　　我的抗压能力还是那么差，但是，能说出你的压力已经是心理健康的一种表现。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有承压就有减压，逃避了的迟早要面对。 

　　阅读，让我面对单位的重点学院本科生、研究生，不卑不亢。如果在阅读这种事情上，谈不到一块去，我们还可以完善和交换彼此的知识体系，如果知识体系都没有的话，那我们还可以聊聊化妆和买吃的。

　　我知道，经过社会筛选，落在三线城市的我，决定我过得好不好的,还是我个人的生活态度。诚然，城市之间发展的差距，是城市总体智力水平的差距。智力水平影响着社会公共事物的认知水平，跟一群聪明人商量事情，的确比与一群思维能力差的人商量事情更愉悦一些，办事效率可能更高一些。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好智商，可每个人都会有生活得更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