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卫

　　每逢上街理发，我就会想起一位孤独的老人来。老人属承字辈，按刘氏辈分来讲还是我的本家大叔。大叔是一个远近闻名、走家串户的理发匠。他一直未娶妻生子，是一个散养在家的五保户，与我老家台上隔垅住在刘家湾。大叔为人随和、敦厚、不善言辞，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

　　记得我小时候，大叔给我们理发，理一个普通平头只要一毛钱，后来才陆陆续续一毛一毛地上涨到五毛。老实讲，我不能说大叔理发的手艺好或与不好。他理的头发尽管参差不齐，也没有什么推、拿、捏的技术绝活，可是，长大至今我喜欢的仍是理普通平头。反而，到现在再也找不到儿时剪发那种开心和乐趣了。

　　大叔常年肩挎着一个旧木匣子，里面装着剪刀、刀片、布片、磨刀石、挖耳子几件零星工具，还有一本厚厚的书用布包得严严实实。这些东西他不轻易放手，也绝不允许我们搬弄。理发前，大叔会在主人的门前台阶上搁上磨刀石，将刀片磨得锋利无比，然后鼓着腮帮子使劲吹气，刀片寒光碜人，让我躲在大人身后好一阵害怕。

　　我们的害怕是有理由的。当一个个排队轮到理发时，坐在方凳子或长条凳上，大叔将油腻腻的披肩布迅即一抖，绕过脖子搭在你的胸前，左手按着你的头，右手拿着推剪（原来使用的是大剪刀剪发，后来才改用推剪理发），一边还自言自语，往往一不留神就会在你的脑袋、脖子上拉开一条小血口，留下一道小血印子。等被理下一个葫芦头、茶壶盖后，头上竟有痛痒痒的感觉，用小手一抹发现还有丝丝血迹，于是小家伙声嘶力竭放开喉咙大哭了起来。

　　小孩子一哭一闹，大叔像做错了事的孩子，默默低垂着头站在一边，他不敢争辩也就不好意思开口收钱了。大人往往闻讯赶过来，数落埋汰一番后仍然掏给了他理发钱，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大叔又不是故意要让你出血。那年月没有平坦的公路，要想正儿八经理个发必须到山外面去。小孩子赶五、六里崎岖山路步行到回老寺，没谁愿意行走那么远的山路。何况要跨过清花河那座狭窄的独木桥，河水发出的咆哮声就让胆小的我们双腿发颤，裹足不前。

　　大多数时候，我看见大叔只是给人剃个光头或者平头，又快又好。理发最后的一环是用捣耳勺往耳朵里鼓掏一番，顾客眯着眼美滋滋地享受。但我们小孩家家才是他的主要客源，一、两个月要理一次头发，接受他主动上门服务，老老实实正襟危坐，生怕理出一个阴阳头来，那会被小伙伴笑掉下巴。特别是除夕前理个发过新年，我跟大伙往往会评个优劣高低，头发剪得好的神清气爽，走路趾高气扬；相反，头发剪得差劲的灰头土脸，只能垂头丧气认输。

　　大叔理完发，收好工具，捧出书本低着头回家，那时像其他不懂事的孩子一样，我也爱追在他背后喊“美癫子”（刘是他的姓，“美”才是他的名字），大叔始终不搭腔。但我不会追太远，因为我患有腿疾根本跑不动。后来我们上学念书识得几个字的时候，从书本里学到了一个“粪”字，便学以致用又将大叔改名叫他“米田共”，是“臭不可闻”的意思。我们心里还暗自得意发笑。

　　我跟着顽皮的小伙伴一边在后面追赶，一边在后面掷小石块，事实上费了吃奶的力气也击不到他身上。因为大叔一返身，嘴里不知嘟嚷什么，吓得我们掉头往回跑，或者碰巧被大人遇上了，还要遭受一顿呵叱和责骂，或者罚跪在地上被荆条伺候，直到我们哭泣讨饶“不敢了”为止。然而第二天，小孩子不长记性一副死血的样子，看见大叔仍然要嬉皮一番，上演着“猫捉耗子”的游戏，搞得大人常常哭笑不得。我们童年生活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跟着大叔这样过来的。大叔在乡邻眼中是一个怪人，没有文化但书不离手，听说是研究什么物理量子类；他孤寡一人据称是老婆离婚刺激引起的，又有人说是修建牛形山水库时摔伤了大脑。早在几年前，大叔去镇政府办理五保户养老，首先要到派出所办一个身份证，大叔在车上上窜下跳几乎是“绑架”过去才办好的。

　　大叔一生奉行素食主义，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低矮土坯房，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生活。时隔四十年后，因为年迈的父母住在乡下，我回老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看见大叔已经秃头佝偻着腰，一身补丁衣服，我却不敢正视他的眼睛，没有勇气喊他一声“叔叔”，唯恐自己的不尊敬伤害了他。

　　年过七旬、日渐苍老的大叔，对那门理发手艺早已“金盘洗手”。为了维持生计，固执的大叔仍然种了三分稻田。我不知道大叔那套理发工具还在不在，如今，乡村理发匠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我始终记得，大叔曾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理发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