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
石鼓山三面临江,1200多年来,石鼓书院受自然损坏在所难免。同时,书院建筑或毁于天灾兵祸,或年久失修,或不能适应书院发展需要,经历了不断修重和扩建的岁月沧桑。有史料记载的重建及大规模修重和重建就达十几次之多,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宋淳熙年间的修重。
1185年,部使者潘畤在石鼓书院旧址上进行修复重建,但工程尚未完成就调离了衡阳。1187年,提刑宋若水继续重修工程,竣工后请朱熹作《石鼓书院记》。朱子《记》中记载了这次重修工程:“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始因旧址列屋数间,榜以故额……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益广之,别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师之像。”
请朱子为石鼓书院作《记》是石鼓书院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朱熹本人的一生也都与书院结下了难解之缘。朱熹出身儒学世家,父亲朱松是北宋二程的后学。然而,朱熹出生的1130年却是南宋王朝风雨飘摇南逃至杭州临安的那年。幼年的朱熹生活颠沛流离,家庭困顿,两个哥哥都不幸早夭。父亲朱松将振作家族的希望寄托在朱熹一人身上,亲自教导朱熹,传授《孝经》《春秋》《左传》等四书之学。
朱熹13岁时父亲病逝。临终前朱松将朱熹托付给好友刘子羽,又写信请五夫三子的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三位儒学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果然不负厚望,19岁考中进士。朱熹学习期间曾就读于南溪书院、星溪书院、屏山书院等;成年后的朱熹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又重修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湘西精舍(长沙岳麓山下)。
朱熹一生入仕不过8年,其理学思想并不受当朝统治者重视,甚至在晚年备受排挤打压并累及门生学徒,去世后6年才得以平反。然其编著的《四书集注》从元朝开始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成为后世读书人必读之书,这大概也是朱熹生前没有料到的。
朱熹一生致力于书院教育,南宋书院的发达与朱熹一生的努力奉献密不可分。作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儒学集大成者,朱熹为书院文化的复兴鞠躬尽瘁,在书院文化的历史长河里可谓功不可没。
朱熹为石鼓书院作《记》时宋朝建立已有200多年,原本生机勃勃的科举制度也开始走向僵化。当时的官学只重科举,不考德行,而士子们也是只求功名,见利忘义。对此,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说:“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
在对官学严厉批评的同时,朱熹对重修石鼓书院之事大加赞赏:“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并教导士子们,治学要做到下学上达,须“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幾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讲其言言”还要知晓“从事之方”方能“蹈其实”。朱熹注重学生的自我修养,倡导以义理之学教育学生,强调书院教育要注重实践。
朱熹在《石鼓书院记》曰:“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为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而为政者,乃成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这里就把石鼓与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并列,由此有了“天下三书院”之说。
由于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三书院说”一经提出,从之者众。南宋周必大以宰相之尊主盟文坛,其在公元1202年所作的《太和县龙洲书院记》中曰:“阅两月工已讫告,遂仿潭之岳麓、衡之石鼓、南康之白鹿,榜曰龙洲书院……”公元1246年,南昌郡守吴泳在其《御书宗濂书舍跋记》中明确提出:“臣尝考国朝建立书院隶于今职方者三,潭曰岳麓,衡曰石鼓,南康曰白鹿洞,皆繇上方表赐敕额,盖所以揭圣范崇道规也。”石鼓书院作为“天下三书院”也好,“天下四书院”也罢,应与朱子为石鼓作《记》不无关联。
朱熹有没有来过石鼓书院讲学呢?查阅相关史料,也请教了相关专家,无法确定。1158年12月与1165年5月,朱熹曾两度差监南岳庙。1167年朱熹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两个月之久,会讲后来南岳一游七日,一行人和唱诗词一百多篇。作《石鼓书院记》后的1194年朱熹任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又在长沙重修了岳麓书院。朱熹在湖南是有些时日的,再者衡阳城内曾留下了其祖师爷周敦颐少年时的足迹,我们很有期望地推测,朱熹大概是来过石鼓书院的。尤其是其《记》开头一句:“石鼓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如无到此,怎会有如此亲临其境之感。
无论朱熹来没来过衡阳,有没有在石鼓讲学,其在《石鼓书院记》中阐述的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为石鼓书院后来几百年的持续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原则,不仅为当时全国各书院效法,而且影响到元、明、清之后的书院。对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此有必要将《石鼓书院记》全文刊出,以示对朱子的崇敬和怀念。
《石鼓书院记》
朱 熹
石鼓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故有书院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其后,乃复稍徒而东,以为州学。则书院之踪於此,遂废而不复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始因旧址列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益广之,别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师之像,且纂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若干卷,而俾郡县择遣修士以充入之。盖连帅林侯栗诸使者苏侯诩、管侯鉴、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费赍割公田,以佐其役,逾年而后落其成焉。于是宋侯以书来曰:“愿记其实,以诏后人。且有以幸教其学者,则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为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而为政者,乃成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不有好古图旧之贤,孰能谨而存之哉?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故特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无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害,将有不胜言者。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若诸生之所以学,而非若今之人所谓,则昔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夫岳麓者,语之详矣。顾于下学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讲其言者不知所以从事之方,而无以蹈其实,然今亦何以他求为哉!亦曰:养其全于未发之前,察其几于将发之际,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又何俟于予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