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端淑（约1699年—约1779年）从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进士任吏部主事，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辞官回乡，由正七品官到正四品官，前后为官近三十年，仕途可称平稳，其关键正在他为官清慎、为政干练，这在他的经历尤其是诗作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忠爱在先

　　彭端淑幼年在紫云寺读书时，看到自己的堂兄彭端节中武举，授宁夏固原州提督，大受鼓舞，从此立志进取，以入仕匡扶天下为己任。

　　彭端淑的祖父彭万昆是一个“慷慨有大志，常以济困扶危为己任”的人，对子孙管教甚严，临终时尝训示子孙：“惟忠惟孝，克勤克俭，无蓄旧怨而侮鳏寡，各守厥训，以启后人。”彭端淑从雍正十一年中进士授吏部主事起，在入仕期间写了七十余首表达忠爱之情的诗歌。他认为杜甫是忠爱的典范，彭端淑的《过草堂吊杜工部》说：“平生忠爱意，涕泣满篇章。”他还认为《离骚》是屈原忠爱所激而成：“《离骚》者，千古词人极则，而忠爱之所激而成也……所谓‘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是已。若乃精白之志，幽愤之忱，期致君于前圣，悲社稷之巅陨……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是已。”

　　彭端淑忠爱之情的表现首先是忠君爱国，始终以国家大事为重。他曾感叹，自己半生努力不够，有愧国家的培养任用，只要自己能为国家出力，再辛苦也愿意，“敢辞行迈靡，深愧答休明”。乾隆时期，清政府用了近三十年的精力平定大小金川，维护了国家的安定统一。彭端淑对此热烈拥护，还写诗赞颂人民生活因之得到了改善：“往者边未宁，田芜少种粟。堂堂傅相公，谈笑靖巴蜀。南人不复反，峨眉仰高躅。即今师已还，部伍一何肃。岂惟解羁愁，应庆苍生福。从此靖烽烟，四野安樵牧。”

　　彭端淑的忠爱之情还表现在对百姓疾苦的关心上。彭端淑从小受到良好家教的影响，十分关心百姓疾苦，尤其是在他入仕以后，一心想要为民谋利，写下“老人无别思，日夕望年丰”的诗句，将百姓丰收安居作为自己的愿望。

　　谋国有方

　　彭端淑既关注百姓生活上的困苦，也重视良好民风的养成，常为此深谋远虑。彭端淑在赴广东任上曾作诗《夏镇》，提出夏镇水灾频发，乃至“粟米贵如珠”，百姓也十分贫困，但此地地理位置优越，完全可以通过发展运输业与商业来谋生，战胜天灾，搞活经济，但夏镇人却“坐守甘悬磬”，不重勤俭而懒惰奢侈成性。这说明彭端淑认识到物流与商业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戒懒侈而行勤俭是发展生产、维持生计的根本。

　　彭端淑注意到，乾隆中期四川的人地矛盾已经较为明显，“当年荆棘纵横布，此日豆粱高下屯。耕人云际盘千仞，茅屋星分各一村。蜀地无遗利已尽，须知来者不胜繁”，因为人口太多而田地开垦利用殆尽，因而继续改善民生很困难，而且未来人口还将进一步增长，有必要对家庭生育进行引导。

　　彭端淑关注百姓的生计，也关注国家财经大事，其论文《耗羡私议》论定耗羡（此处羡耗即火耗银，当时官府征收钱粮时，因为在运输等环节中可能产生损耗，于是征收耗羡银来弥补损耗，零碎银子用火熔铸成元宝时，也会产生损耗，为此征收火耗银）归民而民不富，归官而官愈贪，归公则国用足，因此便只能归公。他进而提出解决朝廷财用不足的一些方针：如澄清吏治；如致富安民当与劝农节用并行；如发展工业与商业，各业并行；如奖勤罚懒，厉行节俭。此文别具卓识，被魏源选入《皇朝经世文编》。彭端淑还重视礼法的养成与实施，其《礼以养人为本论》一反前代礼以规范人之说，而认为礼当以养人为本，体现了诗人仁德为本的为政理念。

　　冰操自矢

　　彭端淑在其三十年的从政生涯中，“以清慎自矢”，不仅自己清廉为官，而且尽力防止下属作弊贪腐，与彭端淑同时代的四川人张邦伸说：“公以冰操自矢，敬慎无私”。

　　彭端淑出行轻车简从，出任肇罗道员期间，他常到州县视察工作，只带随从一二人，不接受州县的迎送馈赠，办完事即归，不游玩逗留，更不收受礼品钱财，即“事竣即归，不受府州县丝毫馈送”，得到吏民称颂。彭端淑只在公堂上议事办公，且不让僚属胥吏私自行动而索贿扰民，“有事亲诸公堂，胥吏不离左右，妨弊甚严”。

　　彭端淑辞官回川，任锦江书院院长，却少吃肉食，且以自种的蔬菜佐稀饭，生活极其简朴。《种蔬》一诗描写了他勤劳简朴的生活作风：“老去复何为，无营亦无欲。淡泊性所甘，食不假粱肉。宅外有闲园，土沃方种蔬……家居琐务烦，勤动在手足。”

　　与当时的官场中人相对照，彭端淑“善气迎人，绝无官状。遇乡老高年，必盘旋叙旧，即接后进，亦平易如常。故知与不知，咸称盛德。”当时的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梁国治称誉彭端淑“德器从容，涵养纯粹。”

　　彭端淑不论是为官还是辞官回乡投身教育，其心系国家和百姓始终未变，直至其临终前仍作诗关心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两百多年来，彭端淑虽以《为学》闻名，但在其《为学》之外，我们看到一个更丰富更可敬的彭端淑，他是苦心劝学的学者，也是一位深谋远虑、勤政爱民、清正廉洁的官员。

　　（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