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安宇

　　再没有比不经意间发现须发皆泛白而知老之将至更令人感慨的事了！

　　蓦然回首，1980年，临高考仅三个多月之际，我毅然决然从理科“尖子班”转到文科班前，面对心仪的“班花”，口出狂言；此生必成作家，献身文学！三个多月后，高考发挥失常仅上了二流重点大学（当时尚无一本、二本之说）的“班花”兴许是受我感染，也慷慨激昂：我要让人知道，二流重点大学也能培养出像我这样的人！我俩的初心、使命仿佛就此确立。

　　然而，比我成熟老练的“班花”很快就在写给我的信中为自己的“失言”忐忑不安。她“失言”了，我食言了吗？

　　记得在进大学中文专业后的第一次班会上，同学们畅谈各自的理想，似乎只我一人声称要当作家。其实与我理想相同者不在少数，只是他们没有我这么“直白”。后来，一位教授在上课时说，他本来也是想当作家的，等看到省作协逼仄的办公室根本坐不下几个人就改主意了。我对这套颇为幽默的“说辞”，只当是老师为了奉劝我们这些师范生要注重专业对口，安心做一名教师。于是，本人仍然我行我素，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上课时心猿意马忙着构思，课余时间埋头爬格子，有时甚至旷课去写小说！第一篇习作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投了《青春》，结果如何？反正我现在还保存着编辑手写的退稿函。

　　在几十门专业课中，我唯一认真对待的是写作课。毕业后，我有些幸运地分配到了新闻单位，成了一个可以修改别人文章的编辑,这多少增加了我的自信。我便在编稿时继续“讲究”文学性，有次把“挽救”改成更“高级”的“拯救”造成动宾搭配不当后，挨了领导好一顿批。由此我才明白文学与新闻的异同。不久，我因政策性因素必须离开新闻单位，为赓续文学梦，我选择到一家央企办厂报。哪知新单位由于经济效益迅速滑坡，厂报没有办成。措手不及的我成了厂宣传部的新闻专干，尽管采写的新闻在市里获得了一等奖，我仍志不在此，心心念念还是要当作家。

　　借着厂里派我去长春地质学院进修的机会，我终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第一篇游记。该处女作被指立意好，但纪实性强文学性弱，让我顿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感。然而，随着单位经营状况日益恶化，我开始面临生计无着的危险。也许是“诗到穷时句始工”吧，在随时都可能拿不到工资的情况下，我创作发表的几篇散文和微型小说受到广泛好评，成为我物质享受匮乏日子里稀罕的精神慰藉，也坚定了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决心。

　　1990年代初，通过公开招考，我被录用到一家县级政府机关工作。未能免俗的我为追求“进步”，就此在文山会海里浸淫、浮沉，虽不久就被公认为全机关写材料的“一支笔”，但文学创作却整整荒废了十五年，更为恐怖的是，我开始对官位大小、职级高低锱铢必较！这难道真是我孜孜以求的人生？人永远不能按别人的标准证明自己，而只能自证自身价值。这是一句非名人名言，这时翩若惊鸿般闪现，似电光，如石火，牵引着我前往潜藏心中多年的梦境，带质感的、似远而近的梦境，那里还留存着年少的轻狂、惆怅，空灵奇异的幻想，豪气干云的誓言，不识愁滋味的强说愁和识愁之后才觉察到的真谛……此时此刻，我似乎已然悟“道”了。

　　于是，我又重操“童子业”。不旋踵间，于不惑之年，描写我一段不是初恋胜似初恋情感的散文《不惑之惑》在中文核心期刊《散文百家》发表了。短篇小说《农陪》更是被某文学双月刊作为头条、配插图、加编者按发表。与绝大多数文学创作者恰好相反，我是最后才写诗，但初试啼声的两首便在《长江诗歌》刊出。有点始料不及的是，稍具“成就感”的我很快就被视为“官场”异类。在某些人的价值观里，文学创作连业余爱好都不算，我却将其奉为神圣的事业。不努力追求仕途上的飞黄腾达，却去走舞文弄墨的“旁门左道”，简直是逆天而行，愚不可及！最终，连一位极会“做人”、情商爆表且与我私交颇佳的同事也对我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了：“你写这些破玩意有什么益处啊？”

　　尔后，严酷的现实——我被与我一同考进机关的人在职级上拉开了几个档次——亦开始促我反躬自省：我错了吗？从未因“写破玩意”而影响过工作，惟愿凭借自己的品质活出别样的人生，何错之有？毕竟，还是有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不时向我“道喜”：“又在xx报看到你的大作了。”当然，也有这样“关心”我的：“你发表了这么多东西，一定赚了不少稿费吧？”大作？曾经心仪终究心伤的“班花”早已是985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了，而我最多还只算个“玩票”的作者！

　　对了，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了，“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灵魂深处的召唤不可抗拒，但我可能力不从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我这驽钝老“马”也许终将自食其言，甚或赍志以殁！罢了，“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哪怕我在文学创作的独木桥上失足坠落，留给世界的空谷足音也绝对是——宁移白首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