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建雄

　　关于苏东坡的书和故事读多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东坡先生是一个活得很洒脱、日子过得很快乐的人，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他的朋友有上千人之多，那个时候没有手机通讯录，也没有微信朋友圈，我猜想，“千人朋友圈”在东坡先生的脑海里应该也会打转转，一部分是诗友、酒友、乡友，一部分是工作伙伴。有的是生死至交，有的是阶段性交往，有的是萍水相逢，也会有只记得其名、大概住址方位，但就是想不起他是谁。

　　他的众多朋友里，不得不提到因为与苏东坡先生交好而“倒霉最厉害”的王巩。王巩本是一个学霸，非常有才华，爷爷和父亲均为朝廷高官，可惜的是，他说话直爽，稍不注意就得罪人，机遇来临的时候，他都踩不到关键点，仕途停滞不前。受苏东坡“乌台诗案”牵连，王巩在20多位“从犯”中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人，一去就是“瘴疠之地”广西宾州（今广西宾阳）。因为心里有愧，苏东坡不敢给王巩写信，怕双方不好下台。没想到，王巩反而主动给他写信，信中没有丝毫怨言怨气，即使因为自己被贬谪经历两次丧子之痛，自己差点客死异乡，信中所写也只是朋友之间的嘘寒问暖。王跟苏大谈长生不老之术，苏则要王少饮酒、调节饮食。所谓患难见真情，苏王之间的感情因此得到了质的飞跃，往后二人的联系愈加频繁，成为一生的至交。王巩被朝廷召回京城后，第一批邀请的宾朋就有铁杆老友苏东坡。苏东坡问起陪伴王巩一起劳动改造的寓娘在宾州的感受，寓娘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据史料记载，苏东坡点名的朋友中频率最高的是王巩。我想，与朋友交往过程中，让人产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慨是何其荣幸！也难怪王巩感叹道：“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苏轼字子瞻）为耐久。”朴实平常的“耐久”二字用得绝，可以看出，苏王两个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的真诚与绵长。人和人有难同当是世间最弥足珍贵的相互支持，昨天的权贵很可能在今天成了平民，巨富大款一夜之间也可能一贫如洗。莫逆之交、患难朋友，往往就是在最困难最艰辛的时候形成，这种难忘经历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往往坚不可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苏东坡与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北宋同期的大文豪也互为好友，不过在王安石实行新法时，他们却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人，苏东坡和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的保守党。尽管政见不和，他们却依然欣赏王安石的才气和人品。眼看着王安石为了变法而任用吕惠卿等小人，苏东坡和司马光按耐不住朋友之间的直爽，由司马光代笔写信给王安石说：“忠信的人，在您当权时，虽然说话难听，觉得很可恨，但以后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而那些谄媚的人，虽然顺从您，让您觉得很愉快，一旦您失去权势，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出卖您。”果然，王安石被罢免相位后，吕惠卿当上宰相，他很快便与王安石发生矛盾，甚至企图将王安石置于死地,这正应验了苏东坡、司马光说过的话。

　　王安石患难之际，吕惠卿不仅不帮助，反而加害于他。这样的人，只肯共享安乐富贵，却不能共患难，算不上真朋友，更算不上君子。苏东坡、司马光没有选择隔岸观火、仇者痛快，而是以朋友之名，以国家和民族之大义好言相劝，这种美谈到现在都是我们仰慕的典范。

　　人生缘何少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我每每读苏东坡，总是会有不同的人生获益。芸芸众生，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那个能与你肝胆相照、对你出手相救的人，一定可以称为朋友；在患难时刻，那个急于脱身、怕惹祸上身的人，是不足以把他作为真的朋友来托付。不与人共安乐，却与人共患难，不居功自傲，时时处处仍好言相慰，这是对一个人交际品质的考验，需要很深的道德修养，高雅大度的气量和胸怀格局。

　　很羡慕苏东坡有王巩那样的好朋友。现实生活中，我很欣赏我一个好朋友“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交友心得。不过，我调侃说，有事没事我都扰一扰你，舍你我取谁呢？朋友有需，刚好我能，那绝对责无旁贷。能够与朋友共同渡过难关，不仅是对友情的考验，也是一种风度，更是一种品德。人生有三两个这样的知己，一辈子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