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歌

　　一九五四年农历三月的一天，寅卯时分，天不时响着雷，雨特别大。娘生我有些难产，爷爷叫我姑姑在屋外挂了蓑衣，没多久我便生了出来，接生婆帮我剪了脐带，包裹好后，天刚好亮。那时姑还小，不敢去挂蓑衣，还挨了爷爷一记耳光。现在姑姑八十好几了，还常常同我翻这事说，在姑姑的心里，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和我哥的名字是都是爷爷起的。我哥生的那年，家里粮食丰产，起名余粮。余粮有谷，我就叫有谷。1965年秋季开学前，我去父亲学校玩，回时父亲特别叮嘱：“这学期你把名字改成友贤，友好的友，圣贤的贤。”从此，这个名字一直与我为伴。

　　我的脑海里没有三岁以前的记忆，三岁以后记的事也断断续续。

　　我三岁那年，娘带着哥和我随父亲在银溪附中侧边检堂居住。一天，娘打了半脚盆温水，放了点消毒药粉，水成红色。我把脚放进水里，两只脚从脚踝到膝盖用黑布包裹着，干痛……长大了才知道，那是生了脓包疮。

　　1958年入食堂，老家泮堂是个几横几正的大屋，腾出来给大队用。大队部设在“涛伯”、“根伯”家里，食堂办在“该爷”和“桐爹”横屋。把横屋中间的墙拆了，屋很长，墙上贴着大红标语。我同哥在食堂吃饭，那年三弟友林一岁多，是否和我们在一起，我却记不得了。饭用碗蒸的，按年龄大小定量，我是小碗，哥的碗稍大，大人的碗再大些。开始还好，因为刚入食堂时，各家各户的粮食、猪、鸡和菜都集中到食堂，饭不缺，咽饭菜也有，过年过节还有少量的肉。后来慢慢不行了，饭分量少又稀，有人发牢骚。后来，食堂越发艰难，蒸的饭里夹着干萝卜菜或鸡白菜，不像饭也不像粥，多半是水。领饭的时候，个个哭丧着脸，摇头叹气。我那时每天的定量是十六两称二两米，合现在一两三钱样子。孩子吃长饭，半饱都没有。

　　1960年更加艰难，生产队种的田，品种不纯，又没肥料，草比禾高，产量很低，队里分的粮食过了年几乎不剩。春季来时，山里只要有能吃的野菜，如夏枯草、菖义草、糯米草、蒲公英、艾叶草等，各家各户就会争相去采摘，做成粑粑团团当主食。

　　父辈兄妹六个，父为长，与爷爷奶奶分灶吃饭。四弟没出生前，我们一家五口。娘多病，做不得体力活，父亲有工资，也只能买一担白萝卜。每餐用萝卜丁拌点米煮饭，多吃了几餐，我吃不下。哥吃不下就发气，气得娘哭，娘哭，兄弟们跟着哭。其实，有萝卜吃还算好的。家里经常断米，借米是常事，断米了，娘就会拿着个脸盆出去借。那时候穷能帮穷，只要有米都会相互腾拨，借到米还好，空盆子回来就得捆着肚子饿，一两餐不动锅子是常事。

　　没有吃的，我会翻遍家里的柜子抽屉，坛坛罐罐。娘听到响动，就会喊：“徕几呀，你莫再翻嗒，还翻些都是空然，屋里如果有东西，哪会不得你呷咯？”

　　那种日子过去一天算一天，大人们常有一句话：日糊日，餐糊餐，日子总会过去，不得过来。以此自我安慰。

　　不记得哪一年，大队部搬到槽门口，队里插了丘藕，藕都在屋门前塘里洗。大人洗藕的时候，总会有几个孩子在旁边盯着看，口水都要流出来。有好心人也会丢给孩子一个手指大的嫩尖尖吃。有一天，我看见塘对面瓜兜边飘着一些白色的藕根根，想去捡来吃，可就是那些根根，差一点就要了我的命。不记得怎样到的塘边，也不记得怎样落的水，我只记得手脚在水里乱抖乱爬了一阵。冥冥中，我站在塘边菜土行子里，周围站了很多人，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被人从塘里救了上来。后来才知道，救我的人，是住在槽门口丁一奶奶和在大队办公的房叔谭帮银书记。这几年回老家祭祖，我都会在两位的坟前作几个揖，以感谢两位的救命之恩。

　　娘每年都会为我们兄弟每人做一双新布鞋，大年初一穿新鞋喜庆。娘的针线功夫特好，做鞋的每道工艺都很讲究，在泮堂数一数二。一双鞋穿一年，小时走路爱踢滑梯，鞋不经穿，夏天一般赤脚走路，路大多是石板铺的，高高低低不平，天太热时，石板烫脚板，烫得一步一跳。冬天上学，没有套鞋胶鞋穿，遇到雨雪天，把布鞋提在手里，赤脚走到学校。老师会准备一脚盆冷水，让同学们洗脚穿鞋，几百号人，共那盆水，又冷又是泥，胡乱洗洗，和水穿到鞋里，冷得打颤，牙齿嗑嗑地响。

　　七岁那年，为队里放牛，我放的是一头小黄牛。那时候连牛都苦，队里山少草少，牛崽崽没草吃时走路快，在后面用头抵背身，催我走，牛也知道要往有草的地方走。牛善良，勤劳，是人类好朋友，力气大却不伤人。有一次，大水牛要去跟牛斗架，急匆匆撞倒我，从我身上走过，但脚却不踩我，要不是牛脚下留情，后果不堪设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穷家也穷，我在苦水里泡了好多年。而今，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当年懵懂无知的孩子，转眼间已近古稀。往后余生，平淡、简单、健康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