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亚利

　　小时候，学大人的样，捧着大饭碗游走在禾堂、阶基吃饭。有时心不在焉，深一口浅一口地扒拉，跌落一些饭粒。鸡们机灵，一路跟随，侧眼等待饭粒掉落。

　　母亲看在眼里，愁在心里，总要重复那句话：“吃饭也不服精工，嘴巴稀漏咯样，糟蹋五谷，会瞎眼呃。现在有饱饭吃，要记得挂起禾镰子冇饭吃！”

　　我当作玩笑，嬉皮笑脸，反而故意吃剩一点，扒落地上，引逗鸡们一窝蜂抢食。

　　那时已懂点事了，对母亲的话不以为然，心里却留有一个疙瘩，想不明白。刚刚收完稻子，为何就没有饭吃，莫非是大人编故事吓唬吓唬小孩子。

　　后来，大人们翻古，总是绕不开挂起禾镰冇饭吃的事，说得神情严肃，感觉真不是玩笑。我问过父亲，旧社会为何挂起禾镰冇饭吃，父亲绕了一个大圈子，细说缘由。

　　那时，好田土都属大户人家，一般人家只有点边山田和旱土，要租大户人家的田耕作。生产队现有水田，解放前多是其他屋场大户人家所有。我屋场没有大户人家，清一色租田耕种的佃农。如年成好，交了租子，所剩稻谷勉强糊口。要是连年歉收，连租带息，还了先年借的稻谷，便挂起禾镰冇饭吃。那年代，上滩月份借谷借米，司空见惯。俭省人家，半年吃只放一成米的红薯、萝卜饭。最困难时，甚至一日三餐喝菜叶碎米熬制的“斋汤”。

　　租种的水田有限，没有耕牛、农具的人，靠为大户人家打长工、短工为生，乡下称作“做老师傅”。解放后，这些没有一点家产的人被划作雇农。父亲说，那时自己年纪尚轻，没有做过老师傅。父亲一家六口人，租种地主几亩地，经常遭遇天干水浸，挂起禾镰便没有饭吃，日子过得紧巴。农闲时，外出做苦工，在朱家堰和衡阳城里帮人拖板车，赚些工钱换谷米。土改时，家里当然地被划作贫农，在隔壁村分了田地和一间地主的房子。

　　那时只种一季稻子，农历五月莳八月收。刈禾那日，要举行开镰仪式，焚香化纸，庆贺丰收在望，告别上滩月份。晒干第一拨谷子，家家户户推磨半撮箕新米，轮流设宴饮酒“尝新”。没有品种改良，没有化肥农药施打，作田人靠天吃饭。进仓核算，稻子亩产不过三四百斤。交完租子，自家余下的谷子总是盛不满一柜，心心念念，期盼着来年开镰的日子。

　　没有经历，便有些好奇。我总爱缠着长辈，盘问当年日本攻陷衡阳时，饿着肚子逃难和挂起禾镰冇饭吃的事。那年盛夏，日军耗时四十七天攻破衡阳，扫荡数月。正值水稻抽穗扬花结子时节，灾民十之有九，举家逃难，田地无人打理，干枯开裂，荒草疯长。灾民所带粮食有限，果蔬采食殆尽，沿路勒取未熟的谷子充饥。返回家园，多数屋场被鬼子洗劫一空，稻子枯死，几乎无人开镰收割。次年元气未恢复，后两年又遇罕见大旱，农家无以开镰、无以开锅，粤桂湘三省饿殍遍地。

　　那年，伯父二十一岁，父亲十六岁，都被日军掳作“伕子”，一路随军风餐露宿，挑担牵马。伯父被掳三四个月，走到广西全州黄沙河趁机逃回。父亲被掳一年多，直到日军投降，才从贵州独山走回家。“走日本”回来，知道奶奶被日军活埋，只见家里土砖房被炸成瓦砾。当年未开镰，家里的粮食，只有半袋埋在灶底未被鬼子搜走的绿豆。不久，我爷爷、两个姑妈和几个小老表，相继病饿而死。

　　一位堂哥回忆，“走日本”后那几年，连年遭灾，收成极少，多数农家揭不开锅，野外能吃的树叶、树皮都被勒剥光。他曾牵着弟弟去庙里吃施舍粥，到城里领救济面粉。后来，弟弟痢疾拉得肛门溃烂，无药医治，眼睁睁看着趴在门槛上咽气。

　　我表姐命苦，父母和寄养自己的姨父母，“走日本”时相继病饿而亡。随作船家的继父，由城里回到呆鹰岭乡下，作两亩薄田，仍是挂起禾镰冇饭吃。有上顿没下顿，饿得皮包骨，得了水肿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后来，她继父不知从何处讨来一小块猪婆子肉，熬汤给她吃三天。许是沾了油腥补了营养，表姐竟然奇迹般活了回来。后来，她作为童养媳回嫁到我们家隔壁屋场。

　　共产党改写历史。土地改革后，长辈们终于在自己的田地里，开镰收获温饱。我庆幸，躲过刮“五风”，逃过三年自然灾害，随着吃饱饭后的生育高峰，来到这个世界。长辈述说一度挂起禾镰冇饭吃，我们多少有些不解。没有真切感受饥饿，便无从深究那段曲折的缘由。

　　双季稻普及时，我们背负骄阳，一年两度挥动锋利的禾镰，沙沙刈割橙黄的稻株；用如淋的汗水，和割破手指滴出的鲜血，洗刷挂起禾镰冇饭吃的旧闻。虽是艰难，却也充满吃饱饭的自信。

　　沧桑几十春，终极见证丰收的禾镰，几近退出农具的功用，或将收纳进农业博物馆。我们由吃饱转而吃好时，应该有一个禾镰的具象，作为终结饥饿历史的象征：

　　寸径半尺圆木，端锯斜缝，嵌钩月尖尾鱼齿薄铁锯，铆扣紧固，形如戈戟，握柄以刈稻，谓之禾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