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发灿

　　农历二月十二，以为是母亲生日，兴冲冲拿起电话，祝老人家生日快乐。电话里母亲笑着说:“崽啊，你记反了，是二月二十。”这头的我一时哑然。

　　记不准母亲的生日是不可原谅的！之前，母亲迎风流泪的眼疾，左手无名指屈伸不顺，是何时开始躲过我原本不错的眼神，早已是我无法释怀的愧疚了。

　　母亲怀我时，吃着爷爷与父亲顶风冒雨用板车从四十里外洪桥镇拖来的薯渣。幼年的我对红薯饭特烦，怕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母亲总会耐心地从红薯里，剔出少得可怜的白米饭供我食用。

　　我童年没有零食概念，要说有，那也得到山野树林、广袤的农村大地去自我挖掘、自我开发、自我创造。但在记忆深处，我是吃过精致零食的。那是在我大约四五岁的一个晚上，我已经睡下，从城里检查身体的母亲回来了。她刚进屋就笑吟吟地冲我喊，满崽，快起来，看我给你买什么咧！我飞快钻出被窝，就着昏暗的油灯看见母亲捧着一个黄色草纸包，尚未凑近，已嗅到空气中浓浓的甜香。待母亲打开纸包，一堆金黄的带着棱的小团团，正用诱人的味道勾引出我的口水。问母亲那是什么，母亲慈爱地抚着我的头怜爱地说，是蛋糕。就在那一刻，“蛋糕”这个充满爱与香甜的名词，深而久远地刻进我的生命。随着年岁的增长，那种沉淀在岁月里的味道不见消散，反而愈加浓郁醇香，回味悠长。

　　母亲的勤快与能干，使我们的生活开始向“吃好”倾斜。说吃好，不过是偶尔买条鱼或几块水豆腐打打牙祭而已。每月逢一四七为泉湖赶场日，母亲挽上腰篮动身时问想吃啥，我毫不犹豫地说吃鱼。母亲说到做到，她从没让我失望过。

　　母亲的要强，我也是亲眼见识过的。记得正是“双抢”时节，傍晚收工时队长说为了抢进度，有八分田的水稻要求在第二天早饭前割完，按时完成者可以计六分。母亲当时出工一天才值六分，为了多赚这几分，母亲主动请缨。队长对瘦弱的母亲不放心，最后在母亲坚定的语气中勉强同意。

　　第二天凌晨四点，母亲领着睡眼惺忪的我，在月光中走向田野。我割不了十多分钟，就靠着禾垛睡着了，母亲叫醒我时天已大亮。原本金色的稻田，只剩下齐刷刷的稻茬和已被母亲码成堆的禾垛。从旁人的话里才知晓，母亲带上我并不指望能帮上多大忙，仅仅是壮胆而已。

　　就在去年秋天，母亲在镇上买了一双鞋，得知比别人买贵了二十元，六十多岁的母亲很是气恼。但她并没找店家理论，而是漫山遍野地釆野菊花，晒干卖出那多花的二十元钱。当白发苍苍的母亲轻描淡写地跟我说起这事，我不由鼻子一酸，赶紧别过脸抹去噙在眼里的泪。

　　父亲离世后，母亲一下苍老很多。

　　孑然一身的母亲，不愿扰乱子女们平静的生活，独自一人守着乡下老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日子。几次看着母亲在夕阳里越拉越长的剪影，就莫名当心在时光某个转角，被突然拉成地平线。

　　随年事渐高，母亲记忆力每况愈下，为了记住星散在外子女的电话，没上过学的她硬是学会写我们的名字与电话。小本子里一笔一划歪歪扭扭的笔迹，是母亲对子女几十年如一日的牵挂。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尴尬如我者，无地自容之外，仅限瞎忙中给母亲打打电话，以期无玷于平凡的母亲伟大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