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亚利

　　老衡阳人都知道，东乡、南乡饮食习惯有个差异，东乡吃甑蒸饭，南乡吃熏锅饭。一直纳闷，居家人为何极少吃钵子饭，或许是蒸饭太耗柴火的缘故。

　　第一次听说吃钵子饭，是在母亲闲聊“刮五风”往事的时候。那时候还小，追问“五风”到底是什么风，母亲也不知所然。后来知道，建国后经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农村初步完成公有制改造。进入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冒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8年人民公社化初期，全国上下刮起“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政治狂风。

　　农村搞一大二公，拆除农户的灶台，收缴锅子砸烂去炼钢，队队办起公共食堂，实行供给制，吃上大锅饭。统一用钵子蒸饭，便于社员按配给标准领食。起初饭足菜香，可以放开肚皮吃，感受到大集体的优越性。后来，男女老少齐上阵，大炼钢铁大修水利，谷子烂在田里无人收。干部浮夸，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稻谷亩产放出十万斤以上的卫星，国家征购任务层层加码。大锅饭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加之旱涝自然灾害，社员口粮日渐短缺。大人日供七两米改为三两，钵子饭变成烂粑饭，没有菜蔬没有油水，餐餐酸辣椒水拌饭。米不够，加杂粮，煮稀饭，喝斋汤。最后无米下锅，瓜菜代，吃糠粑，挖野菜，勒树叶。社员饿得面如菜色，营养不良，好些人得了水肿病，女人生不出孩子。熬上近三年，钵子饭终于撑持不下，中央下令，公共食堂于1961年上半年解散。在父辈的记忆里，吃人民公社食堂饭，似乎就是过苦日子的代名词。

　　我们躲过食堂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来看世界。虽说吃不好，基本能吃饱，但跟机关单位、厂矿企业的人比，农家饭依然清淡。懂事的时候，知道吃钵子饭意味着吃公家饭，几乎与吃国家粮划等号。有人招工、当兵、转干，乡民又羡慕又嫉妒：“咯八字命好啰，丟脱鼎锅饭，恰钵子饭享清福去哒！”哪怕是到集体企业谋个临时工，恰上钵子饭，也是无上荣耀。回来休假，伙计会笑着说：“咯当工人恰钵子饭咯回来哒！屋里鼎锅饭硬是不养人，出去才好久啊，恰起红头花色，和相公老爷样咧！”

　　那时物资计划供应，单位都有食堂，即便是集体伙食，油水也比普通农家足。路过学校附近的铁路养路工区，看见工人们端着瓦钵子，咬着腻腻的油豆腐，忍不住涎如泉涌。有时梦见自己手托钵子饭，放肆地夹着另一只瓦钵子里的红烧肉，一觉醒来，嘴里好似留着肉香。工区食堂偶尔丢过一两钵饭，钵子被扔到山坡的刺蓬里。煮饭的阿姨怀疑是路过的学生偷吃了，几次到校长那里告状，但都无果而终。大队在近郊，并不很穷，那时饿着肚子读书的还不多。我猜测，那大胆偷饭的伙计，填饱肚子的目的是其次，可能是想体验一把钵子饭的滋味。

　　清楚记得，第一次吃上瓦钵子饭，是在大队部食堂。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国家已经提倡计划生育，妹妹都快要发蒙上学了，母亲积极响应号召主动申请结扎。公社计生队进驻，手术室设在教室隔壁的大队卫生室。在大队礼堂里垫稻草、铺席子，打上两排地铺当作手术病床。阶基打个临时炉灶，灶上的高压消毒锅，嗞嗞喷出浓烈的卫生水汽味。操场苦楝树上扯起绳索，晒着一溜白色隐含血印的手术巾、手术衣。大队部食堂添加了一些新瓦钵，统一开集体餐，招待病号和计生工作人员。那天上午，母亲手术做得轻快，中午醒来就念叨我，特意请人把我叫过去要个病号餐，让我免费打个牙祭。我觉得是蹭公家的饭不好意思，红着脸进的礼堂，低头瞄了母亲几眼。母亲躺在地铺上，一脸慈爱，有气无力地说：“崽呃，我还吃不得饭，你端去吃啰，油水比屋里足，慢慢恰哦，莫噎哒！”

　　我端着一钵中号钵子饭，一钵小号钵子红烧肉和小菜，走出礼堂，蹲到学校操场边狼吞虎咽。一会儿，饭钵子菜钵子见底，棕黑的釉面油光发亮。沓好钵子，拿着筷子，送回食堂。案板边的木桶子里，大半桶盐菜肉沫汤溢着肉香、葱香。我舀了两钵慢慢品味，觉得浑身舒爽。喝完汤，用衣袖揩拭满嘴的油，打着饱嗝从食堂出来，同学们投来羡艳的目光。正好上课铃响了，我精神抖擞地走进教室，回味良久。

　　读高中，吃的是钵子饭。钵子是铝的，沿口下面錾上学号，对号从蒸笼取出，到桌席分菜吃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县立高中住校生按三两米一餐缴米，另缴菜油两斤，每学期学费和菜金四十多块，伙食自然极差。早上也吃干饭，菜一成不变，是从酱菜厂的大坛子抓出来的萝卜条，没有用油烹炒。中晚餐除了白菜、南瓜，还是南瓜、白菜，吃得直倒胃口。同学们都会从家里带一瓶咸菜，互相交换着调剂口味。一星期打一次所谓牙祭，每人也就摊上三块油豆腐、两小砣肥肉。男同学饭量大，一般要在自己的钵子里加上一把米或一个红薯，蒸出的饭高出钵沿半寸。有的男生还是吃不饱，家里又没有给零花钱，品行不端的便拿走女生的钵子饭，躲到寝室偷偷吃了，趁夜把钵子扔到操场围墙外。每隔几日，就有女生哭哭啼啼找饭钵，总务主任好意安慰：“你到围墙外草窝里去找找看，说不定捡得到！”十有八九，钵子又捡回来了。

　　那时大学基本免费，工作包分配，我们考上大学的农家孩子，算是真正吃上了“钵子饭”。只是食堂已不蒸钵子饭，蒸汽冲熟的铝盒方块饭，水汽太重，已没有瓦钵子饭的米香。每次带回假期折算的生活费，想交几块钱给母亲，让家人找到钵子饭傲人的滋味。母亲总是推开我的手，说：“徕几呃，分田到户哒，屋里钱不紧张，你留着多买点书啰。”

　　走向社会，吃过多个单位食堂的钵子饭，伙食都是差强人意。钵子饭从此贴上了伙食差的标签，那当然不是公共食堂钵子饭的回归，应该永远也不会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