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18天，母亲生我。那是1940年冬季的一天，这一天是母亲又悲又喜的日子。母亲张莲英是三十里路外深山老岭中一户铁匠的女儿。她田里土里、山里水里、犁耙耕作，样样都干。好不容易把我拉扯到读完小学，她又撒手人寰！顿时，我两眼乌黑，真没活路了啊！

　　邻里也叹息：唉！虎伢子，今后何得了啊！我堂叔说：“哼，这有什么何得了不得了的，如今是新中国，不是早些年饿死人的旧社会了。一人头上一棵露水草。只要守正规、走正道，人人都有出路！”正热议中，升学考试我被县里中学录取的通知来了，我既喜又忧，如此家境，这书还怎么读？邻里们又左说右说开了。

　　“书要读！”堂叔说：“工作队郝队长在村夜校号召我们人人要学文化、懂知识，他讲读书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中学一定要读！”我有了些信心。又记起母亲要我“读好书”的临终遗言，我要对得起母亲，再苦再难， 这书一定要读。于是，带上行李，堂叔送我去学校，分手时他嘱咐我：“记住老人的话，在学校就要把书读好！”。

　　中学真大！比我那祠堂小学可要大好几十倍啊！老师真好，个个面带笑容，热情相迎。尤其是我的班主任公胜诚老师，嘘寒问暖简直像位母亲。她把我叫到她的教学办公室，对我说：“学校党组织依据国家教育法规研究后决定，每期给你甲等助学金的补助，让你放下思想包袱，安心读书啊！”

　　啊！我这无依无靠的孩子， 国家出钱让我读书，我有活路了呀！“啪”地一下我跪在公老师面前。她即刻把我扶起，擦去我的泪花，指着挂了国旗和毛主席像的墙上说：“我们都要感谢有了新中国，我们才有今天啊！”

　　在校几年，我的学习成绩优异，有的还名列前茅，作文、绘画作业时常在学校校刊张贴展出。而且，寒暑假期，我都在学校搞勤工俭学劳动，和其他几位同学帮学校饭堂推车运米，为学校澡堂锅炉房烧热水送冷水，还在校园空地挖土施肥种菜栽红薯，我栽种的红薯长得又甜又大。劳动获得了丰硕成果，每年结算，我还剩余20多元钱。

　　事有凑巧，那天我去送作业，公老师叫住我说：“解放军来学校征兵，你愿意去当兵么？”

　　我连声说愿意。语音一落，旁边坐的县兵役局（现人武部）的金局长看着我说：“当兵不是好玩的啊，随时要准备打仗的，训练非常艰苦，你怕不怕苦？”

　　我坚定地说：“不怕！我从小跟母亲吃惯了苦，保证不怕！”

　　1959年12月中旬那天，我换上军装，坐上载满新兵的军用专列闷罐车，向南飞奔。我来到了前沿阵地守卫着祖国的南疆国土。

　　我在的三营九连，他们几个连首长都是不久前从朝鲜战场胜利而归的经验老手，实战练兵，对我们这些新兵可不含糊。攀悬索过险隘最难，让战士攀岩越险练得快若猛虎身如飞燕才叫停。更过硬的是夜间射击。没有一丝光亮，一两百米外的距离上竖一个小手电灯泡靶。每人5发子弹。我与两个班长，还打出了5发5中的满分成绩。战友们把我喊成夜老虎、小老虎。大练兵中，我的各个科目成绩优秀，评为军训标兵和神枪手。

　　我在这里受到连领导器重和战友们的爱戴，连士兵委员会推举我为连队文化教员。这天，我上完了全连文化课，正准备去连俱乐部组织歌咏活动时，连长在后面喊住我。他卸去了训练场上的一切威严，如战士玩笑般喊我“小老虎”。我立即站住，连长说：“走，我们散散步去。”

　　宽坦的营区公路，两旁高高矗立的白杨树，树叶随风呼哗作响。在通往乡村小溪的军民连心桥上，连长坐下说：“一人头上一根露水草，你以一个军人应有的军事素质和过硬的战斗本领，实现了你保卫祖国、报效祖国的诺言。军区来基层要人，保卫部的人挑了又挑，我们连选你去！”

　　“去军区！”我惊讶道。连长说：“是呀！下级服从上级，那里有更适合你的岗位吧！”

　　南国都市广州城，历史悠久，中外闻名。领导安排一个月集训，生活上从吃喝拉撒到如何过马路从头学，业务上学保卫知识守则和作风纪律条令，要精读熟记，运用到各自的本职岗位上。我因表现突出，荣立了三等功。

　　闲暇之余，我也挑灯习文、提笔作画。写出了小说、散文、诗歌数十万字和书画作品陆续见于报刊，其中诗歌《周总理的休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诗歌集。随后即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和省美术家协会。如今，我已儿孙满堂，是公安战线的退休干警，那“光荣之家”的荣耀匾额在激励着人们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