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党组织

　　大破坏前后的政治生态

　　川东党组织是个特定概念，特指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川东地区党的领导机关，有时叫川东特委，有时叫川东临委，在组织序列中属于省一级机构，范围大致包括直辖后的重庆市以及四川东南部、东北部和贵州部分地区。

　　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川东党组织长期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在国民党统治最严酷的地区坚持开展工作，经受住了残酷斗争的检验，工作作风和工作效果都比较好。但是在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时，国民党对重庆的统治更加严密，对中共组织的破坏变本加厉，川东地区党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化。加之1947年3月公开的四川省委被迫撤走，一大批优秀党员陆续东迁，川东党组织的上级领导远在上海，信息沟通不便，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川东党组织在上下川东先后发动的“奉大巫”和“梁达大”武装起义，因对形势判断失误、低估敌人力量以及组织准备仓促等原因，均以失败告终。在城市斗争中，又因对上级党组织开展对敌攻心策略的指示理解片面，因而采取了将秘密机关报《挺进报》直接投送给国民党当局大小头目的冒险行动，导致特务从《挺进报》发行的线索入手，开始破坏川东党组织。

　　最糟糕的是，外部环境急剧恶化的同时，内部生态还雪上加霜。具体表现为：川东党组织领导层的一些人理想信念滑坡，甚至道德沦丧；普遍存在纪律、规矩意识涣散的现象。

　　关于理想信念问题，譬如叛徒刘国定，被捕前既是重庆市工委书记，也是川东临委第三号负责人。当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工作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很受上级领导的器重和同志们的好评。但这时却信仰沦丧，道德败坏。据狱中同志揭发，他想包养情妇，就以做生意为由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借钱。何对刘国定说：“组织上有钱不能借，私人没有钱可借。”刘国定对此怀恨在心，反向川东临委书记王璞诬陷何有经济问题。又如叛徒冉益智，他身居市工委副书记高位，一向与人高谈“气节、人格、革命精神”，以道德家面目示人。但他在被捕之后就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不仅迅速叛变，交待大量关系，而且向特务卑躬屈膝，讨好卖乖，暴露出“一直隐藏着自私、卑污的弱点”。像刘、冉这样理想信念彻底沦丧的人，他们背叛党的事业是迟早的事情，只看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形式出现罢了。

　　关于纪律问题，当时川东党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党员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大破坏发生后，川东党组织马上行动，要求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保存力量。

　　但如此重要明确的指令，相当多的党员没有坚决执行。《挺进报》负责人陈然收到上级发来的暗语信件“近日江水暴涨”，本应立即撤退，但他仍想坚持，结果付出本人被捕、《挺进报》机关遭破坏的惨重代价。党组织通知交通员罗志德撤退，他为收回一亿元（旧币）的钱款不愿撤退，声称“炮还没有打响，人哪能就跑了”，最终被捕。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得知与其熟悉的冉益智叛变、川东临委要求撤退的警示后，掉以轻心，时隔8个月后被捕，酿成了大破坏向川康党组织漫延的恶果。

　　还有一些党员缺乏秘密工作纪律意识。著名烈士、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被捕后，在酷刑下拒绝承认身份、交出组织。本已在事实上堵住了破坏的缺口，但他平时思想麻痹，将18份党员自传等党的机密资料放在志诚公司宿舍里，他担心这些机密材料落入敌手，轻率地相信了看守特务的假话，暴露了党在志诚公司的据点，刘国定因此被捕叛变，缺口进一步扩大。

　　除了许建业的教训，秘密工作纪律意识缺失还集中体现在《挺进报》的传阅上。《挺进报》是重庆市工委机关报，主要在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中传看。然而，一些党员干部阅读《挺进报》时，却无视保密要求，随意扩散。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后为川东特委副书记）反省道：“《挺进报》在有些地方，先是党员看，过后‘六一社’社员看，进步群众看，都看过后无人看了，用来包花生米。花生吃完了，将《挺进报》一丢了事。”

　　种种问题交织，最终导致1948年春到1949年初的川东党组织大破坏惨剧，先后造成133名中共党员被捕，江竹筠、陈然、李青林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入狱，其中川东108人（重庆市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川东党组织因此元气大伤。

　　重庆解放后，从“11·27”大屠杀中幸存的共产党员罗广斌代表狱中同志，向党组织交出2万字《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第七部分共两页，约3000多字，是综合狱中讨论形成的“狱中意见”（“狱中八条”由此概括而来），总结了川东党组织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强调指出：“这些落后的，但资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领导机构，造成了领导机构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

　　大破坏后，川东党组织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他们在上级领导钱瑛的带领下，积极反省问题，寻找原因，总结教训，顽强奋起。当时，钱瑛不顾工作繁忙，将川东、川康以及她领导下的其他省区党组织负责人和学运骨干分期分批地调到香港进行严格的整风学习和教育培训。她制定培训计划，亲自讲课，仔细摸清每个人的情况，倾听他们汇报工作，针对他们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个谈话。

　　在钱瑛的帮助下，川东党组织的干部克服了大破坏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没有坐等解放，而是放下思想包袱，把上级新的指示贯彻到工作中，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重新投入战斗，最终在革命的高潮中迎来了重庆的解放。(全文完）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