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0月6、7日合刊7版）8月30日，中央办公厅向各省、各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8月20日稿）已经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拟报请四中全会、党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现将这个《建议》（稿）发给你们，请分送给党代表会议代表征求意见，组织讨论，于9月10日前将修改本退中央办公厅。”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科院组织召开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巴山轮”会议）。我当时是体改委副主任，所以由我和廖季立具体负责这个事。这个会是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林重庚建议召开的。他认为：应当深入讨论计划与市场的问题，讨论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我们商定，由林重庚代表世界银行邀请国外专家，包括：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凯恩克劳斯爵士（Alexander Cairncross），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 Kornai），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洛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巴依特（Aleksander Bajt），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琼斯（Leroy Jones），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等。我们负责邀请国内专家，包括：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高尚全，以及洪虎、杨启先、郭树清、楼继伟、吴敬琏、赵人伟、张卓元、周叔莲、陈吉元、戴园晨、宫著铭、项怀诚、王琢、田源、吴凯泰、李克穆、何家成、李振宁，等等。

　　8月31日，赵紫阳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的中外代表，并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城市经济改革的任务相当艰巨，企业经营权扩大之后，宏观管理如何与之相适应还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此，在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要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务市场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要逐步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9月2日至7日，“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在由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举行，史称“巴山轮”会议。会上，科尔奈提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模式基本上分两大类，一类是通过行政手段协调，二类是通过市场协调。在第一类中，又可分为直接行政调节和间接行政调节。在第二类中，可分为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和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当然，他也说这是抽象的概括，实际上各种方式往往交错并同时存在，这种分类是指调节的主要方式，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可以选择间接行政调节，也可以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这两种模式都要求基本上取消指令性实物计划指标，由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控制。经过讨论，我们倾向于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调节，就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把宏观调控与市场作用结合起来。这是“巴山轮”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9月10日，会议以安志文的名义，向国务院提交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我国改革有参考价值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在修改《建议》时，我们特别注意吸收了“巴山轮”会议的讨论成果。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第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要围绕这三个方面，配套地搞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

　　这段话是相对于1984年《决定》的一个进步，它明确地提出：要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这不仅是宏观管理方式的转变，而且是触及经济体制模式的根本转变。实行间接调控为主，势必要求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灵活的市场调节机制，以及适应市场供求变化的微观主体。同时，这一思路的形成，为后来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体制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七五”时期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争取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奠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这是我国改革历史上的第一次尝试。（待续）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