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第22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家机械委，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由国务院总理兼主任。4月24日，中央任命薄一波为体改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这样，我们机械委的一批骨干就跟着他来到体改委，我被分配到调研组。1983年，我担任调研组组长。1984年，我受体改委党组委托，负责筹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且担任第一任所长。1985年，我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从1984年到2003年，我先后六次参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亲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若干重大决策过程。

　　一、政治经济学初稿：《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进程。1982年9月，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抓紧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指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十二大报告提出：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在计划管理上，也根据需要采取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不同的形式。虽然十二大的提法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只是作为补充，但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到“市场”，第一次提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划分，由此打开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口子，为下一步的突破奠定了基础。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1984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工作的中心逐步由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党中央和国务院针对改革的进程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使得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改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此整个改革形势也酝酿着一次战略性的突破。

　　1984年4月27日，中央指定我和杨启先、顾家麒参加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4月30日，起草小组成员到玉泉山集中，召开会议，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5月10日，起草小组开会讨论文件的起草思路，由田纪云重点汇报。田纪云说：上次三中全会主要是拨乱反正，推动农村的改革；这次三中全会，要成为城市改革的起点。搞一个文件起草小组，半年为期，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6月9日，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文件中加快改革的一些意见，由胡启立重点汇报。胡启立说：我们的想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农村改革的新局面，十二届三中全会能否在城市改革方面打开新局面，再用五年、七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使城市经济改革有一个重大突破，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这个决定不是拿出一个完整的蓝图，而是既要总结过去改革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要指明今后改革的方向、路子，同时给予必要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胡耀邦、万里、田纪云也都先后发表意见。此后，中央又找了有关省市和部门领导进行了座谈和讨论。

　　在起草《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五稿的时候，胡耀邦于1984年7月30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巨大的鼓舞作用。就搞这个文件，别的就不搞了。”会议决定，成立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进一步调整和充实文件起草的力量。《决定》第五稿还被下发到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征求意见，而各部门和地方也都认真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例如，国家体改委提出：文件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的时候，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修改文件的过程中，一个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就是在文件中提不提“商品经济”？有人认为不能提，说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怎么提商品经济呀？如果提商品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了吗？我认为应当提商品经济。我说：根据我的调查，哪个地方经济搞得活，老百姓比较富裕，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广东人爱吃鱼，可是搞计划经济没有鱼吃了，因为价格管死了。后来，逐步放开价格，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市场上鱼就多了，多了以后价格也下降了，老百姓就有鱼吃了。所以，搞商品经济没有错。原来有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当加上一句“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然而，我的观点未能在起草小组中达成共识。因为我当时是以体改所所长的身份参加文件起草的，力量不够，反对者的职务都比我高。没有办法，我就跟童大林商量说：“这个问题有争论，我希望以体改研究会的名义开一个研讨会，讨论商品经济问题。”安志文、童大林都很赞成。（待续）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高尚全   口述   萧冬连   鲁利玲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