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的窗口，就像我童年时的一双眼睛，晶莹纯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出生在衡东县霞流镇白杨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除了贫困和饥饿，就是全家9口人挤在两间不到30多平方米的泥砖房里，而窗户则更小了。说起来是窗户，其实是在泥砖砌成的一个不到一平方的空间里，直直地支撑着几根木柱，再用两根竹蔑条打上一把“大叉”，一年到头糊着报纸，光线昏暗，报纸常常烂了又换，换了又烂。后来，娘干脆从街上扯来几尺薄膜，用图钉钉在窗户上，屋内光线居然强了不少。娘喃喃地说：“要是家里有木头窗子，装上玻璃就好了。”
透过那扇昏暗的窗户，我眺望通往村外那条弯曲的羊肠小路，看到乡亲们出的是“集体工”，穿的是棉布衣，吃的是红薯糙米饭，点的是煤油灯，一个个面黄肌瘦，全村900多人捆死在不到1000亩的水田上，牛耕田，人播种，缺乏生气与活力。也有几个“天生不安分”的人偷偷摸摸将鸡蛋贩到城里，每次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甚至挨批受斗。那时我总是睁大迷惑的眼睛问自己：乡亲们一天到晚勤扒苦做，为何连肚子都填不饱？
农家的窗口，就像我青年时的一双眼睛，清澈明亮。
1980年，家乡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我家分到了8.9亩责任田，“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乡亲们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经过三年日夜苦战，家里有了“余钱剩米”，爹娘便麻着胆子，决定拆掉老屋，建成白衣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栋新房。没有泥砖，就地取材，赶来耕牛踩砖泥，放出了两千多块泥砖；缺少木材，爹娘到处想办法，找到工作队批来了0.5立方米木材；没有瓦，将厚厚的稻草盖到屋上，冬暖夏凉。新屋是按照“三间八”设计的，有140多平方米，最“出彩”的5间住房，每间都有一个大窗户，全部用木头做成，窗口装上了蓝色玻璃，窗框抹上了桐油，这在当时还算气派，外面的世界尽收眼底。
透过那扇明亮的窗口，我猛然发现：窗外的世界变了不少，政策放宽了，被称为“投机倒把”的“黑市”解冻了；一些胆子稍大的村民挑着大米、鸡蛋、鲜鱼等农副产品可以自由买卖了，村民不再“吊死在一棵树上”，可以名正言顺走南闯北做生意了；亿万农民不再死死地捆在一块土地上，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连乡亲们的衣着也花花绿绿了。大哥捞起眉毛扎起须，承包了村里的碾米厂和电灌站，赚来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桶金”；弟弟买来了拖拉机，一天到晚在外为村民犁田、耕地、运肥、拉货；爹带着二哥安心种好责任田，“只要功夫深，土地出黄金”，粮食亩产“过吨粮”；我走出山村，成了第一个进城的“打工族”……我家的家业越搞越兴旺，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村里修通了一条向山外的机耕道，使村民告别了肩挑背驮的历史，农家光上了电灯，用上了机械设备。“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已不再是春天的童话。
农家的窗口，就像我中年时的一双眼睛，睿智深邃。
2000年，大哥和弟弟突然宣布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拆掉那栋刚满20年的泥砖茅草屋，建成两栋红砖青瓦大楼房！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经过一年苦战，两栋崭新的红砖青瓦屋屹立于白衣港的青山绿水之间，如“鹤立鸡群”。最显眼的是前后两排大窗户，全部用的是铝合金玻璃四开窗，挂上了深蓝色的窗帘，与城里的居民楼没什么区别，赶上了时代潮流。随后，只见窗外绿色的山坡上，不少农家的土砖房变成了“小洋楼”和小别墅。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透过那扇宽敞的窗口，我突然觉得：我国改革的步子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好。乡亲们观念更新了，胆子更大了，脑子更灵了，发家致富的路子更多了。一些惠民政策的实施让乡亲们更有“获得感”。2002年，我国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看病“有报销”；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皇粮国税，农民种粮、买农机有补贴；2011年，60岁以上的农民有了“养老金”，村里修路国家有“补助”；2017年，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世世代代的“泥腿子”被衡山县委宣传部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后又调到衡阳市委机关工作；大哥一家10口人举家进城，融入城里人的生活；弟弟到广东做生意，将本地农产品源源不断地送上广东人的餐桌，他不但在城里买了门面，还买了住房。如今，我们住房安装的是落地式的“断桥”双层玻璃窗户，不但光线明亮，隔音效果好，而且高端大气上档次。
站在敞亮的落地式窗前，阳光透过玻璃照射进来，温馨舒适，令人陶醉。透过窗口看世界，村里的机耕道已经拓宽硬化为水泥路，通往每个村民小组，路边还装上了路灯，白天晚上一个样。特别到了晚上，村民还伴着音乐跳起了广场舞，与城里人的夜生活没有区别。大家以家乡农产品作为“大后方”，不断开拓“前沿阵地”，由农产品转向了建材、电脑、五金、互联网生意，“百万富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乡亲们不再烧柴，用上了电和天然气；农民“插田不弯腰，秧在岸上抛”，收割用的是收割机，一个农民种四五十亩田还感到比较轻松。
窗户的这些变化，不但展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而且映衬一个时代前进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