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苏州河口外白渡桥旁的百年老店——浦江饭店，曾是上海滩名副其实的“第一店”礼查饭店。有心的读者会发现311室门口有块木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1927年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住过礼查饭店311房间。这是周恩来当年在上海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高级饭店“特殊来客”】
1846年，一位名叫礼查的外国人在外白渡桥拐角处建起一座饭店——礼查饭店。这是上海开埠以来第一家西商饭店，被誉为“上海著名的里程碑建筑”。中国第一盏电灯在此点亮；中国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西方半有声露天电影在这里首次亮相。1927年4月，这里迎来的一对男女，影响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1927年初，中国革命进入紧急阶段。北伐战争顺利地向长江下游节节推进，直接威胁南京、上海的军阀统治，工人和农民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日益猖獗，各种反革命力量重新集结组合。
4月12日凌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于那段时间的周恩来行踪，许多相关书籍上都没有详细的记载。
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那天，周恩来来到上海大厦18楼等候外宾，在贵宾室，他讲起一段尘封40多年的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第二天，邓颖超向陪同人员证实了此事。她说：“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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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区工作理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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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畔风云岁月】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离开礼查饭店，来到1000米外的公平路码头，登上西行武汉的英国轮船。这已不是周恩来第一次从黄浦江上离开上海。1920年11月，从日本归国不久的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邮轮“波尔多”号踏上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旅途。在法国，他参加了巴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1927年秋，周恩来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总务科负责后勤与善后；情报科负责刺探与反谍；行动科又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负责营救同志清除叛徒；电讯科负责各种联络和培训无线电专业人员。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这一事件严重威胁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由于周恩来坚决果断的处置，使我党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顾顺章被捕前是党中央委员，又做过特科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因此国民党极为重视，阴谋用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将我党地下组织一举破获。当时由于顾顺章知道中央的机密特别多，知道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住址，他的叛变对中央机关的威胁特别大。
形势险恶!时间紧迫!周恩来受党重托，挑起全面负责处理这一危机的重担，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前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敌战斗。他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企图。在命悬一线之危急关头，周恩来连续工作几天几夜，几乎没有休息。
1931年9月，国民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同年11月又以顾顺章的名义在上海各报连日登出悬赏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但他们始终找不到周恩来的踪迹。不得已又使出惯用伎俩造谣诬陷，用“伍豪”的名义在1932年2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报登出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假启事。
当敌人在上海各报抛出这个伪造启事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离开了上海两个多月。据史料记载，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获悉并查实消息后迅速隐蔽，基本上停止工作，同时开始准备撤离上海。1931年12月初，化装成工人的周恩来从十六铺码头搭船悄悄离开上海，于12月15日进入中央苏区。周恩来虽然已远离上海，但国民党伪造的启事见报以后，共产党立即予以揭穿，进行有力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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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严重白色恐怖环境下，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条件，整顿组织，恢复发展白区秘密工作，是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看来，周恩来在理论上、实践上作了大量探索，为日后形成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提供了方向，这也是他对白区工作的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周恩来在上海的四年，是党的历史上异常艰难曲折的时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黑暗重新笼罩着中国。上海与各苏区相隔千山万水，中间还有敌人的层层封锁。无论是各地情况和中央指示的上传下达，还是人员的来往，物资的运输，都离不开秘密交通网。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从上海经汕头、大埔至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就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建立的。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从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的。初期，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参加各个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但作为分管军事的中共中央常委，尽管他身在远离根据地的上海，却始终十分关心和重视红军和根据地的统一领导，这是他在上海四年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在这方面，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