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聂耳骨灰回国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名剑平，曾用名天虚、鹤、虹子、天山等，1911年12月8日出生于云南省呈贡县龙街。他自幼聪颖，爱好读书，尤其喜爱文学，14岁时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张天虚在省立一中时喜欢文学写作和编演话剧。当时学校组织晚会，常常邀请省立师范学校聂耳的小乐队参加。经过多次接触，张天虚与聂耳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

　　1930年夏、秋，张天虚、聂耳离滇前往上海。到上海后，张天虚加入了秘密党组织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中曾担任过“左联”的领队。除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外，还用论文、散文、新诗、小说等各种形式进行文艺创作。193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期间，他曾到北平学习“政治经济”，带病写出了47万字的巨著《铁轮》，郭沫若为其作序。茅盾后来在《在香港编〈文艺阵地〉》一文中回忆道：“天虚是个青年作家，我认识他是由于他把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铁轮》给我看，那是1936年初。我发现他是一个朝气蓬勃、很有才华的青年。”

　　聂耳到上海后，于1931年考入“明月歌舞剧社”，不久加入“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左翼戏剧联盟”，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大陆歌》《毕业歌》《码头工人歌》等30多首不朽的爱国主义歌曲。

　　张天虚和聂耳同是革命文艺战士，又是云南同乡，飘零在十里洋行的上海，自然是时常来往，关系特别亲密。由于在上海的活动受到特务的盯梢，1935年3月，张天虚被迫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一所大学读书。同年4月，聂耳也抵达东京。不久，聂耳应日本友人之邀参加“新协剧团”赴京都、大阪、横滨等地演出。张天虚给聂耳送行，俩人约定演出结束后再聚。可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开竟成了他们的诀别。

　　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藤泽市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张天虚闻讯后，悲痛万分，立即奔赴藤泽市，与日本当局交涉，收领并火化了聂耳的遗体。张天虚带着聂耳的骨灰回到东京。1936年初，张天虚和郑子平把聂耳的骨灰盒、提琴、日记、衣服等遗物护送回国，交给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张天虚在《聂耳论》中写道：“新兴乐坛是由他一手来奠定了初基。音乐、电影、戏剧合流巨浪的掀起，无疑地他是最得力之一人”，“独当一面的一代艺人，聂耳是当之无愧！”

　　毛泽东赠送钢笔留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延安成了当时最进步的政治中心，国统区的进步青年纷纷前往延安。张天虚也奔赴延安，参加了由丁玲任主任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通讯股长一职。

　　西北战地服务团是个综合性的文艺宣传团体，毛泽东曾先后几次找丁玲谈话，他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你们在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不管是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应该短小精悍，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对于毛泽东这些重要而具体的指示，丁玲都向团员们一一作了传达。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据此发布了相关的行动纲领、成立宣言、通电等。

　　1937年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战地服务团出发抗日前线的晚会。毛泽东出席了这一晚会，并且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词，鼓励大家用自己的笔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抗战的胜利。丁玲在答词中说：“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聚汇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诸位见面。”

　　欢送会之后，战地服务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延安做了40天的准备工作。他们积极排练了十几个独幕剧，此外还编排了秧歌舞、大鼓、歌曲、相声、绘画等。为了提炼宣传内容，他们还在延安街头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见，再根据群众反映不断改进、提高。这期间，张天虚潜心创作，突击编写了一些话剧。

　　在开往抗日前线的前夕，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汇报演出。张天虚创作了一个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老爷》，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参加抗战。在演出过程中，毛泽东不请自到，由于来晚了，为了不影响演出，他就站在后台一侧观看，等这出戏闭幕时再到前台去。当毛泽东得知编剧是张天虚时，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赠送给张天虚，以示奖励。

　　9月2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40多人，打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浩浩荡荡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他们徒步从延安出发，经延长县，东渡黄河，进入阎锡山统治的山西。在此期间，他们顶着烈日，冒着严寒，翻越高山，涉过大河，白天行军宣传，晚上演出节目，克服各种困难，活跃在抗日前线。他们利用山西、陕西村村都有的戏台作为宣传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深入浅出地宣传给群众。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都是迟迟不肯散去。

　　在繁忙的工作间隙，张天虚还深入山西抗日前线采访，写下了《军训日记》《西线生活》《征途上》等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台儿庄战场上的“战地记者”

　　1938年4月，由云南滇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其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与政训部主任张永和（中共秘密党员）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多次与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秘密会晤。张冲请求中共方面选派工作人员到一八四师工作，而且要云南籍人，以加强该师政治、军事力量。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延安联系后，抽调张天虚、周时英、薛子正、蒋南生、张子斋、尹冰等赴一八四师。临行前，朱德亲自与几位同志见面，教他们如何工作，如何团结抗日力量，并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好让他开展工作。

　　在一八四师驻地鸡公山，张天虚等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张冲见面。初到之时，他们广交朋友，平时教士兵唱抗战歌曲，丰富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不久部队开往台儿庄前线，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周时英任书记，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招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组成政工队。

　　一八四师负责驻守台儿庄城寨，并在禹王山一线设立阵地，阻击向徐州进犯的日军。张天虚和战士们一起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经常深入前沿阵地采访。张冲很喜欢张天虚，两人经常在师部促膝长谈。一八四师政训部创办了当时中国军队唯一的由军人办的油印报纸《抗日军人》，由张天虚负责组稿、撰写、编辑工作，很受官兵欢迎。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奔波于前线，采访、编报、刻印、写标语、画宣传画等，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将书报送到前沿阵地，鼓舞士气。晚上则参与轮流值勤、巡逻，防敌特的潜入破坏。

　　张冲说：“天虚虽是捻笔杆子的，但打起仗来比我还英勇胆大。”张永和也说：“天虚无论行军还是驻防，抑或战斗间隙都坚持记笔记。禹王山战斗中，他是最勇敢的。”在一次战斗中，战士们抱起集束手榴弹，前仆后继向鬼子坦克冲去。张天虚被战士奋不顾身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在战壕里写下了战地报道《活捉铁乌龟》。在禹王山争夺战中，一八四师的勇士们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终于夺回禹王山，英雄的鲜血染红了禹王山脚下的运河水。张天虚据此写下了报告文学《运河的血流》。在禹王山阻击战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如《台儿庄通信》《记张冲师长》《血肉筑成的长城》《指挥所里》等，除发表在《抗日军人》上外，还分别发表在《云南日报》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

　　1938年5月18日，六十军奉命撤离禹王山，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在突围转移和频繁的战斗中，张天虚仍忘我地创作，写下了许多血与火的篇章。如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的战地通讯《火网里》、发表在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的报告文学《杀过单城集》等。这些作品后来汇集为报告文学集《运河的血流》和《火网里》两个集子，1939年6月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9年，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张天虚又到缅甸仰光参加当地华侨报纸《中国新报》的编辑工作，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郭沫若曾评价这一时期的张天虚说：“力疾服务，勤劳有加，尽力启发侨胞，打击敌伪，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矣。不幸疾转剧，咯血过猛，曾亘月昏睡，失去意识，乃不得不回乡疗养。”

　　1941年1月，张天虚因病回国，8月10日，因肺疾恶化，不幸在昆明去世。其遗体被安葬在昆明西山的聂耳墓旁。两位战友加兄弟的革命志士，在九泉之下相聚。

　　张天虚在不足30岁的生命旅程中，创作了300多万字的作品，文学界对他的评价很高。1943年3月，郭沫若为张天虚写了一篇长达500多字的“墓志铭”，镌刻在张天虚圆柱形墓碑上。战友张子斋曾写诗悼念：“三寸毛银万里行，刀枪林立气难平。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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