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林

　　初识《岳阳楼记》，是在清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候两人编选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上起东周，下至明末，共选辑文章二百余篇。其选编的目的主要服务于考科举时做策论。但披阅此书，古文精华尽收眼底。无怪乎作者敢假“观止”之名。

　　北宋大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脍炙人口，最著名的一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闪烁着思想光辉，激励了一代代仁人志士。在这篇仅有363字的记文中，诸多词句为世人所熟悉，至今仍广为引用，如“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气象万千”、 “心旷神怡”、“浊浪排空”、“ 把酒临风”、“ 波澜不惊”、“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纵览《古文观止》222篇文章，有如此多名句千载传诵，《岳阳楼记》当首屈一指。

　　1043年（庆历3年），范仲淹被宋仁宗任用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继而向仁宗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改革政治的十项主张，仁宗颁行全国，史称“庆历新政”。后因保守势力的进攻，新政只一年便告失败。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罢去参知政事，领官邓州知州。庆历六年，应同年进士也被贬官的岳州知州（今湖南岳阳）滕子京之托，范仲淹感情充沛地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岳阳楼记》。

　　循常理，此时的范仲淹应为官场失意、政治上不得志而沮丧，可文中所发“先忧后乐”之思想观点，抛弃了个人的恩恩怨怨，表现了作者高尚的情怀和宽阔的胸襟，每每读来都令人感慨不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记文中，范仲淹以精炼的文字，比喻的笔法，描绘人面临自然界进而社会生活的两种情感：第一种，览物而悲者。当“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之时，“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第二种，览物而喜者。当“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之时，“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然而，范仲淹对上述两种览物之情是一概加以否定的，他赞美了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即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些具有远大志向、高尚道德的人，悲喜不受客观环境和景物的影响，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当高居庙堂之上做官的时候，就为人民而忧虑，惟恐人民有饥寒；当退居江湖之间远离朝政的时候，就为国君而忧虑，惟恐国君有阙失。

　　如此说来，他们无论进退都在忧虑了，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必定这样回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者感慨万千地说：倘若没有这种人，我追随谁去呢! 范仲淹举荐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为官，愿与这样的人交友，表明了他对于这种人的向往与敬慕。

　　掩卷沉思，穿越千年时空，我想问范仲淹：你出身寒门却志向高远，日以继夜勤读不辍，夙夜在公；你满怀救国之志，忧国忧民忧君，却饱受诟病，三度被贬，你不后悔吗？我知道范仲淹无法回答我，但重读《岳阳楼记》，他又分明回答了我。

　　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在东汉隐士严光归隐处修祠堂并写记纪念他，赞美严光不贪官禄的高洁品质：“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初读我有些不解，一生主张救国救民的范仲淹，为什么又大加赞赏严光这样的隐士？细细读来，似可以看做是范仲淹衡量读书人的不同尺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这两面常常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立功与隐逸，或者各偏于一面，也无不可。

　　在中国古代杰出的士人知识分子群体中，范仲淹无论从人品和处事上都受到世人高度称赞，被奉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而为万世所敬仰。古代士大夫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三不朽”。若论功业，范仲淹改革半途而废，戍边卫国亦屡遭败绩，做地方官在北宋中后期那种政治环境又能有何为？然而，他的道德文章却在史上写下浓重一页，千古传诵。

　　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祭范颍州仲淹文》中称赞说：“呜呼吾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金人元好问在《范文正公真赞》中更是对其推崇备至，说他“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清大学士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其“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毛泽东主席也给予范仲淹高度评价：“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思想品德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北宋的范仲淹与清代的曾国藩。”

　　一个人要做到先忧，必须有胆、有识、有志，固然不容易；而一个先忧之士当他建立了功绩之后还能后乐，才更加可贵。联系当今社会，重读《岳阳楼记》，以古鉴今，“先忧后乐”所体现的精神和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在今天无疑仍有教育意义。

　　岳阳楼（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