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珉

　　近期上映的电影《河边的错误》，一些观众多有微词——反映没看懂；警察怎么能没破案“先疯”呢……这些声音或许会降低观众未看先打退堂鼓的观感，也可能影响观众对影片的评价。但影片自官宣以来，备受外界关注，自带不少光环——改编自余华同名先锋小说，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在平遥国际电影节摘下最高荣誉。

　　对于观众看来，该片更想看的是“含龙量”，但朱一龙更在意的是“含马量”。只是不管在小说，还是电影中，刑警队队长马哲（朱一龙饰演）始终都像一双眼睛，记录和捕捉所有凶杀案的线索。原著小说发表于1988年，被称为“余华先锋写作的典型作品之一”。导演魏书钧不仅延续了小说对侦探叙事的戏仿和拆解，更用影像放大了电影中许多角色的惶恐不安，对不习惯“先锋实验”的观众而言，真的只能“先疯”。

　　刑警队队长马哲成为疯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观众看不懂警察怎么成为疯子？警察抓不到人，有压力可以理解；警察的妻子怀孕，孩子出生后可能有10%的几率有先天智力问题的疾病，很痛苦可以理解。但这两件事搅在一起，就让一个刑警队长崩溃，这是本片独具一格的拍摄手法。“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该片刻画出基层民警真实的心理压力。

　　读过余华原著的观众，可能无法想象这个画面：“‘他打我时，与我那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真狠毒呵。’那时她脸上竟然洋溢着幸福的神色。”《河边的错误》本是余华最抢手的作品之一，张艺谋导演和一些电影公司都曾向余华买过改编权，但没有一个人拍出来。直到30年后，导演魏书钧通过改编的形式，才把这个很难拍、甚至不能拍的故事搬上大银幕。

　　在笔者看来，该片通过四处改编，赋予警察故事内核。第一，时代。小说没有具体年代，但余华是在1987年写的小说，电影则将故事设置在上世纪90年代，马哲在台上受颁三等功时面对的标语是：“维护稳定，打击犯罪。”让人沉沦于现实、梦境、记忆和现实。最有意思的是，该片对电影行业的还原，那是一个没人看电影的年代。

　　第二，人物。小说有四桩河边凶杀案，先是小镇以养鹅为生的婆婆惨案，刑警队队长马哲很快锁定若干嫌疑人。婆婆收养的疯子反复出现，似乎不是罪魁祸首。但很快与案件有关的三名嫌疑人，又死在了破案的关键时刻。马哲很崩溃，小镇也开始人人自危。原著余华对死者身份关系都做了留白处理，给予读者想象空间。电影却填充了许多人物关系，使得《河边的错误》更具悬疑性。

　　第三，视角。小说是以第三人称讲述，余华始终保持安全距离，冷眼旁观小镇的疯狂，而电影则以马哲出发，有很多马哲跟踪的视角镜头，应该是马哲研判案情时出现的幻觉。马哲穿越到凶手身上，为后续自己的疯狂埋下伏笔。海报中的他像上帝视角，俯视所有人物，殊不知他的一切已被蚕食。

　　第四，结局。原著结局的荒诞之处在于，马哲让疯子得到审判，而马哲自己却成为另一个疯子，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电影却改成马哲在河边遇到并抓住疯子，被公安局授予三等功以示鼓励……这些情节弘扬了正气、鼓舞了斗志。

　　笔者认为，《河边的错误》前面的犯罪片虽拍得虽不尽如人意，但后面的梦境和现实却相得益彰。影片展现出上世纪90年代，人民警察不屈不挠，从细微线索中抽丝剥茧，成功破获连环凶杀案的过程，成功塑造了马哲的英雄师徒形象。借由影视视角与表达，或许可以为讲好新时代警察故事开辟一个正能量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