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翼

　　“天下间的捷径，岂是为寒门而开”。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程公公”，也算是乱世之际的青年英才，这句话，说得轻描淡写，却有千钧力道。为了引出这句话，电影讲了好长好长的故事。可是，又为了“反对”这句话，后面的故事更长、更精彩。自始至终都表情不那么丰富，可以说是木讷的、随遇而安的、不停返乡苦读的高适，到底算是笑到了最后呢？还是作为谪仙人李白的引线人、陪衬者，而成为一个积累般的角色呢？

　　这种以凡人视角和口吻讲述非凡者故事的叙事方式，在武侠类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比较常见。电影《泰坦尼克号》也是以幸存者的口吻来讲述一个青年英雄的一段传奇故事，相似的是，一个历经岁月，寿终正寝，一个爱如夏花，英年早逝。用在电影《长安三万里》中高适和李白的结局，似乎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高适苦尽甘来，高龄之际成就了不世之功业；李白则在盛年之际，求仙问道、几经浮沉，在生命最壮丽的体验中戛然而止。

　　生命的物理长度和文章的千古风流，又何曾能分出个胜败输赢呢？况且，这两人在电影里的角色设定，从来就没有两军对垒、两强相争的意思。

　　个体之间是没有，然而在群体或集体之间呢？高适是祖上配享乾陵的高门子弟，李白是富商家的天才儿子，他们其实才是真属于一个队列里的兄弟姊妹。《长安三万里》里的女扮男装的裴公子，还有少年机灵的杜甫，如鱼得水的李龟年，丰神俊朗的张旭，癫狂潇洒的吴道子，手不释卷的王昌龄，有点社恐的王维，还有酒不离口的岑夫子、丹丘生们，哪一个是真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别说这，就连唐朝开出租、拉大车、种小麦、烧瓷器、酿酒的、快递员，等等平常人家，一个都没有，不管是李白还是高适，都很少接触得到、在意得到。所以，高适即便回乡苦读，常与其打交道的，也无非是个涉世未深的然而总有些家资可供其上学堂的“学童”，还不是那纯然懵懂无知的“牧童”，可谓极具象征意味。

　　毫无例外，李白也罢、高适也罢，都是“天之骄子”“高门大户”。所以，有人讲，寒门，真的不是一般所想像的那个茅屋草社，而是一种有门槛的士族、庶族、大户、富户、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说的都不是农民伯伯家的女娃娃，西施捧心是美，东施效颦是丑，何以故？关键看门第。如果只是平头百姓、黎民黔首，那么，无论捧心效颦，即便天天发生，也不会被文人墨客记录下来的，因为和名人大人毫无瓜葛、没有史料价值。同样，自古流传的南辕北辙、守株待兔、邯郸学步、刻舟求剑等负面典故，其主人翁毫无例外都是底层劳动者，因为“作家”创造这个典故的目的，并不在于为某个平凡的人作传，而是要借用一个没有疼痛感和反弹力的人格符号，来进行庙堂之论，或者博得一个向上向好的功名。

　　正因如此，《长安三万里》更像是《长空三万里》，叙事整体的单薄显而易见，李也罢，高也罢，都在无时无刻不强调“祖上”的荣光，某某门第的荣辱浮沉，亲亲尊尊、子子孙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决定地位，性格决定命运，那些得时不得时、得势不得势，真的都是书上的传奇、别人的故事，跟绝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打拼者、奋斗者，无论城乡，都没有多大关系，胡乱共情，也得看这点家事、家底够不够资格。那些年来，权力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李白、高适们或在文坛和思想界一手遮天，或者政界仕途闪展腾挪，何曾有过失败？又何曾将机会让与普通人。

　　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眼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醒目的标识。人人都可以爱李白、爱高适，但脚踏实地的奋斗、一步一个脚印的进取，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更有光，还需要每个人找准定位，勇敢做自己、自信更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