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

　　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张栻、闽学派的朱熹、婺学派的吕祖谦同为理学大儒，时称“东南三贤”。三人年岁相差不大，师承渊源都是出自“二程”理学，但学术思想各有异同，属于不同的学派。难能可贵的是，三人同为好朋友。

　　1163年，南宋隆兴元年孝宗皇帝登基，三人同在新皇帝的召见之列，相见便为知音。第二年，张栻的父亲张浚（曾任南宋宰相，抗金名将）在江西余干去世。张栻扶柩回湖南路过南昌，朱熹匆匆赶来登船拜祭，一直护送至丰城，两人在船上相谈三昼夜。分别后，俩人书信不断，磋商学问，交往密切。

　　1167年8月，应张栻邀请，朱熹带着弟子林用中等一行人从福建崇安出发，翻山越岭，一路风尘，于9月到达长沙。在岳麓书院，朱熹与张栻共同主演了“朱张会讲”这幕儒学大戏，时间长达两月之久。这一年，朱熹37岁，张栻34岁，正值少壮之时，但都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理学宗师。朱张会讲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四方学子汇聚一堂，成为“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盛况。

　　朱张在长沙讲学之后，同来南岳游玩。一行人一进入南岳，见到高山大壑，深林古木，气象非凡，触目皆是诗情画意，不由诗性大发，不时有佳作诗词吟诵。七天下来诗作竟有149首，后结成《南岳倡酬集》，张栻作序，朱熹写后记，成为中国诗词史上的别致之作。

　　此次见面与会讲对朱熹和张栻双方的学术思想都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宋书》中记载：“（张栻）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后来回忆道：“敬夫（张栻）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朱张俩人属于不同的学派，在很多问题上是有分歧的，讨论很热烈，但彼此都能够尊重对方，并从对方的观点当中受益。通过与湖湘学派的不断交流和讨论，朱熹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而湖湘书院又因为朱熹的到来，树立了不同学派间的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

　　朱熹后来在诗中回忆这段往事：“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傍。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

　　前面四句回忆朱张会讲及南岳之游的快意。朱张会讲后的十余年间，俩人继续以书信往来方式切磋学问。但从这首诗的后面四句推测，朱熹写这首诗时，张栻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1180年2月，48岁的张栻英年早逝。第二年吕祖谦去世，“东南三贤”唯余朱熹。朱熹比张栻大三岁，张栻去世后，朱熹又活了二十年。朱熹的重要著作大都出自后二十年。朱熹曾坦言：如果张栻不死，他的学问应在我之上啊。张栻之所以成就不及朱熹，大概与不能如朱熹一样长寿有关。如果张栻有寿，宋代思想史或许会更加精彩。

　　石鼓书院乃张栻传播湖湘文化的重要基地，深受“朱张会讲”的影响，并由历届驻衡官吏们倡导，开创了“讲学式”教学模式。这个模式得以长期坚持，历史长久，尤以明清为盛。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衡州知府蔡汝楠与通判李初常会讲于石鼓书院。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的艾可久、罗贡、赵世卿等治衡期间，同心共济，也常结伴为石鼓书院学子们讲经论道。后续将会再篇细说。“讲学式”教学模式为书院文化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

　　石鼓书院与朱熹另外一段渊源在于朱熹的女婿黄榦。黄榦从小跟随朱熹学习，后成为其女婿，被朱熹视为道统继承人。黄榦曾担任过湖南学事（相当于现在的湖南省教育厅长职务），见石鼓书院经费紧张，奏请朝廷，公费在茶陵购置了300多亩田地，作为石鼓书院的学田。由此黄榦也进入石鼓七贤之一，受到后世学子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