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海强

　　编者按：2020年，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围绕加快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法治衡阳建设、诉源治理工作、改善民生福祉等全市中心工作开展调研和审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地方性法规和决定，一件件关系全市发展大局、群众切身利益的好事实事得以推进和落实。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看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履职的庄严承诺。

　　“谢谢你们，5天时间帮我处理好了这起拖了5年的烦心事。”去年底，通过“诉源治理工作”模式，衡东县杨桥法庭桥兴社区诉源治理工作站在诉前成功化解一起跨省离婚纠纷案，刘某与分居5年的外省籍妻子在调解员的调解下，双方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小孩的抚养权及抚养费等难题迎刃而解。

　　生活中发生了纠纷怎么办？记者了解到，人们可以选择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这些非诉讼途径当然可以化解一些纠纷，但如果解决不了，最终只能到法院打官司了。而打官司耗时长、成本高、对抗性强。“官司难打，难打官司”已成为许多人的切肤之痛。

　　引导群众源头解纠纷

　　近年来，人民群众遇到矛盾纠纷“法院见”的情况呈攀高趋势。据统计，2018年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12个县（市）区法院共受理案件49417件，2019年激增到85164件。这就导致“忙闲不均”的现象出现了：一边是法院的案子越来越多，案多人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当事人也承担着很大的经济压力，耗费了时间和精力；另一边却是人民调解、仲裁、行政复议三个法定途径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发挥，造成资源闲置。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市人大监察与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曾静介绍，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去年8月27日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的决议》。目的是推动政府、法院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强化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引导群众从“遇事打官司”转向“源头处理矛盾”，此举在全省尚属首次。

　　该决议进一步强化了人民调解、仲裁、公证、行政复议等“四大平台”提在诉源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擘画出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方式挺前、诉非衔接顺畅、法院诉讼兜底的多元解纷新蓝图。同时还为高质量建设好这“四大平台”提供保障和支持，使之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决议》还动员各级人大、五级人大代表参与其中，力促诉源治理取得实效。

　　推动诉源治理广覆盖

　　在《决议》的推动下，我市两级法院建立数量不等的速裁团队，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加快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目标。还优化审判团队人员构成，汇聚资深员额法官化解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抓好源头裁判质量，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2020年，全市法院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同比下降21.81%。

　　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衡东县杨桥法庭确定为全市法院诉源治理工作示范联系点，构建“法庭+派出所+乡镇党委政府”联席会议、季度案件通报、一村一特邀调解员、“法庭+村委会”等多种机制，推动“无讼乡村”建设。法庭借助村干部来自群众、贴近群众、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优势，助力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去年一年，杨桥法庭新收诉讼案件同比下降30%，调撤率达到57.42%。

　　截至目前，全市挂牌成立 “诉源治理工作站” 206个，司法服务触角延伸至村镇一级。引进人民调解工作室、法律援助律师工作室137家，吸纳高校教授、退休干部、社会乡贤等特邀调解力量399名，诉前化解纠纷6017件。通过开展诉源治理，全市法院民商事调解案件同比下降23.7%，调解率达2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