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守柔曰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守柔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程上，“守柔”思想的提出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牌。

　　首先，“守柔”思想的提出是那个时代社会改革与变法意识的觉醒。中华文化起源于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到春秋时代，社会已形成很强的“法先王”意识。所谓的“先王”即上古帝王尧、舜、禹、汤等是也。“法先王”就是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思想和制度必须严格以先王为法。而先王的思想和制度集中到一点就是礼制，法先王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种思想导致政治僵化，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而当时社会涌现出了强烈的变法欲望，一批变法者为推动变法，提出了“法后王”。所谓“后王”即当世之王，“法后王”就是以当世之王的思想和意志作为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其实践意义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实事求是，一切坚持从实际出发。“法先王”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刚；“法后王”破旧立新，变法图强，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柔。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老子提出“守柔”意味着老子在思想上是支持变法的。对变法而言，“守柔”的思想涵义就是破除成规，与时俱进。

　　其次，“守柔”思想的提出是老子对国家软实力之作用的洞察。在春秋时代，诸侯国为了争霸天下，对人才、思想和知识的需要越来越强烈，以人才为代表的软实力在国家霸权中作用越来越重要。春秋五霸称霸天下，表面上看所依靠的是武力，但在武力后面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才及其所推动的改革。《史记·周本纪》云：“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十二诸侯年表》云：“齐、晋、秦、楚，其在陈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霸王，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 

　　可见，齐、晋、楚、秦在崛起之初，从国土、人口等硬实力方面看都不是大国和强国。但齐、晋、楚、秦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臣服诸侯，成就霸业，实为国家重视人才，创新治国理念，发展经济之所然。如齐恒公用旧日的宿敌管仲为相；晋文公封狐偃为相、先轸为帅；楚庄王用、虞丘子等文武人才。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中，往往把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把国家的富裕建立在对人民的税赋与盘剥上。而管仲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而要富民必须发展经济，须“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把富民作为治国之首务，这是齐国在治国理念上的重大创新。正是这种治国理念的创新，把国家目标与人民的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了，而激发了国家的活力。

　　老子提出“柔弱胜刚强”的命题，意味着古代先民已经认识到，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冲突，不仅仅是简单的原始暴力方式，更多的是在人才、思想和知识等方面的博弈。国家的实力不再仅仅体现在土地、人口、物产和军队上；更多的体现在国家的制度创新与应变能力；国家招贤纳士，聚齐人才的能力；国家内部凝聚与动员能力；国家军队的编制与训练能力；国家战略谋划与执行能力；国际关系的洞察与掌控能力诸多方面上。前者表现为刚，后者表现为柔。前者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硬实力，后者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软实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老子用水做了比喻。水无常形，任何一点外力都可以改变水的形与势。故曰：“天下莫柔弱于水”。但滴水能穿石，而一个人才所代表的改革和创新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面貌。故曰：“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对国家而言，软实力如水，硬实力如鱼，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结合如鱼得水。如果硬实力脱离了软实力，就像鱼离开水，再强大都是废材。故曰：“鱼不可脱于渊”。至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怎么形成，怎么经营，这是国家的核心机密，不可示人，故曰：“国之重器不可示人。”

　　人类认识到人才、思想和知识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引入到国家的经营之中，这是人类文明意识的一次重大觉醒。有了这种文明意识的觉醒，才有了“不以兵强天下”的国家博弈之道，才有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念，才有了在不杀戮，不破坏的条件下，用非暴力方式解决人类社会冲突之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柔弱胜刚强”是人类社会去暴力化的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历史之必然。

　　其三，“守柔”是对人民的历史作用的深刻认识。孔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王权至上亘古不变。“天不变，道亦不变。”其道意指为只要天不变，其代表王权意志的价值观就不能变，王权至上就不能变。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就是对王权至上的否定，也是对人民的历史地位的肯定。老子提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其“至柔”指的是民心，其“至坚”指的是王权。民心就像水一样，稍有一点外力都可以改变其形势，但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故老子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在这里“驰骋”作“役使”解，其意为：只有民心可以役使至高无上的王权。所以，统治者必须尊重民意，以百姓心为心，方可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老子的这个思想被荀子加以发展，荀子曰：“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本质性揭示。在老子那个时代，这种关系能够被揭示出来，意味着中国古代的政治精英对人民的历史作用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

　　其四，“守柔”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德性。世界上曾有四大古代文明，即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中华文明。现在其他三大古文明早已消散在历史尘埃中，唯独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而绵延不绝。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延绵不绝，其根本就在于中华文明“守柔”的历史德性。

　　这种历史德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血缘的开放性。周朝立国之初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每个国家实际上就是一个部落，一个姓氏，一个血统。周朝统治者为了促进国与国之间的融合，在制度上规定“同姓不婚”，从而在制度上确定了国家血缘的开放性。正是坚持血缘的开放性，从西周开始，经过八百余年的融合，才形成了大一统的血缘基础，才有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可能。有了血缘的开放性，汉初时的狄族、夷族、百越族、南蛮族四大民族才能融合成汉族。有了血缘的开放性，汉族通过和亲与通婚，逐步吸收周边的少数民族，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虽然以汉族为主，但汉族只是一个地域的族群概念，而不是一个人种概念，也就是说在中国，虽有汉族，但没有汉人。因为谁都不能说，他的血统中没有胡人的基因。这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绵不绝的生物学基础。而印度现在还实现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本质上就是人种隔离，这是印度古文明灭绝的生物学原因。

　　二是文化的开放性。华夏子民从古就善于向外夷学习。只要对自己的生存发展有利，不论是农产物、服饰、工具，还是生活方式、宗教概不排斥。且兼容并收，融合提炼，最终自成一家。中国北方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是从西域引进的；中原地区原来的服装是宽袖长褂，不利于生产和作战，赵灵王的推行胡服骑射改革，引进了胡人的服装款式而改变了中原地区人民的服饰习惯，进而解放了自己的身体；中国的佛教是印度传入的，等等。正是这种文化的开放性，使中华古代文明延绵不绝，灿烂辉煌。但清朝闭关锁国，拒绝接受世界潮流，而导致了国家的衰败和文化的退化。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从欧洲引进唯物主义世界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出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三是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生活习俗千差万别，有三里不同俗，五里不同音之说。但大家都认定自己是华夏子民。虽有湖南人、山东人、山西人、浙江人、陕西人之别，但从来就没有楚国人、齐国人、晋国人、秦国人、越国人之说。反观欧洲一些国家，面积不过数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数百万，却可以分裂成数个民族国家。

　　“柔”者，《说文》解释为：木曲直也。木能直能曲即是柔。引申其文化意蕴就是开放性和包容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只要坚持开放，包容创新，和而不同，就能万古常青。故老子曰“守柔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