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许  珂   图/本报记者  黄  沐 

　　在中国，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个概念，由近代学者梁启超先生首次提出。）已成为一个热门学科，有人甚至称为一门显学。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立，是中国学者对世界学术的一个贡献。 

　　A

　　A

　　文学地理学是近年来在我国本土产生的一个新学科 

　　追溯中国古代文学地理的研究实践，可谓源远流长。春秋时代的学者把《诗三百》中的“国风”按照不同的王国和地区来分类，所体现的就是文学地理的意识。东汉班固、南朝刘勰、唐朝魏征、南宋朱熹等学者，或者有过文学地理方面的只言片语，或者使用过文学地理的研究方法。 

　　两宋以来，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大量产生，区域性的文集相继问世，学者逐渐具备明确的文学地理意识。但中国古代的学者，还没有“文学地理”的概念，也没有形成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引进到中国，以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开始把古人关于文学地理的片断的言说条理化。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持续下去。他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也是浅尝辄止。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受前苏联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地域性”这类概念，都成了非常敏感的字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谁要是提这些东西，谁就有可能被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大帽子。因此，那个年代的文学研究，就只有“时代性”这一个维度，而所谓“阶级性”“人民性”“民族性”等概念，都是由“时代性”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文学地理的研究，自汪辟疆等学者之后，被中断了近半个世纪。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学术文化环境开始宽松，文学地理学在沉寂近半个世纪后，再次引起学术界重视。凭着自身的理论活力和学科渗透力，文学地理学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不断升温，并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热门。 

　　20多年来的文学地理研究，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解决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展示了文学研究的诱人前景，也为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因此，这项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士所认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被正式提出，并且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和响应。 

　　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地关系），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家），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及其空间要素、结构与功能（文学作品），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的地域差异及其效果（文学接受者），文学景观的分布、内涵和价值（文学景观），文学区的分异、特点和意义（文学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文学地理批评、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等。

　　􀲟

　　B

　　文学地理中的意象丰富而独特，可分为实体性与虚拟性 

　　“意象”一词，源自《周易》中的“立象以尽意”这句话。意象，即“表意之象。”《词源》对“意象”一词的解释是：“意思与形象”。 这个解释虽然简单，但也比较准确。讲意象，既不能忽视“象”，也不能忽视“意”，这是两个最基本的要求。 

　　地理意象是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和表征。文学地理意象，就是可以被文学家一再书、被文学读者一再感知的地理意象，它们既有清晰的、可感知的形象，也有丰富而独特的意蕴。 

　　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将文学地理意象分为实体性与虚拟性。 

　　实体性文学地理意象，就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被文学家一再书写过的地理意象，如黄河、长江、终南山、阳关、玉门关、瓜洲渡、秦淮河、衡阳雁、灞桥柳、西湖荷花等；虚拟性文学地理意象，就是客观上并不存在的纯属文学虚构的地理意象，如《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聊斋志异》中的望乡台，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镇等。 

　　其中，实体性文学地理意象有四种类型： 

　　一是区域意象，如塞北、江南、河朔、辽西、陇右、关中、河东、河西、淮南、淮北、江淮、江汉、湖湘、邹鲁等，这些区域意象所指称的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其尺度大小不一，边界也较模糊，它们正是文化地理学所讲的感觉文化区，其形象不仅可感，而且一再被文学家书写过，也一再被文学读者感知过。

　　二是地名意象，如长安、蓝田、敦煌、洪洞、邯郸、琅琊、洛阳、孟津、会稽、钱塘、姑苏、建邺、江都、京口、徽州、浔阳、巫山、荆州、江陵、襄阳、武昌、长沙、汩罗、衡阳、番禺、南海、桂林、合浦等，这些地名看似一个抽象的符号，其实都有具体的点、线、面，而且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都有独特的自然或人文景观，甚至承载着动人的历史故事，也曾一再地被文学家所书写，一再地被文学读者所感知。 

　　三是地景意象，如长城、运河、洞庭湖、太湖、庐山、贺兰山、泰山、衡山、华山、陇头、黄鹤楼、燕子楼、白帝城、桃花源、兰亭、青冢、岳坟、萧关、潼关、灞桥等，这些地景意象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意蕴也非常丰富，可谓典型的地理意象。 

　　四是动、植物意象，如衡阳雁、大宛马、黄河鲤、东北虎、泰山松、睢园竹、陇头梅、隋堤柳、章台柳、灞桥柳、淮南落木、西湖荷花、洛阳牡丹、天山雪莲等。这些动、植物意象也是典型的地理意象，它们除了鲜明的形象性，还有独特的地域性与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 

　　C

　　衡阳的名山、名景均被文学家书写 

　　在衡阳，衡山作为地景意象、衡阳雁作为动物意象、回雁峰作为地景意象不断地被文学家书写，不断地被文学读者感知。 

　　据不完全统计，从唐代到明代的诗词作品中，写到“衡阳”的多达186首。如果加上写“衡山”“衡阳雁”“回雁峰”的，那就更多了。 

　　如，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 宋代诗人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衡阳南有回雁峰，传说秋末冬初，大雁由北向南飞来，至此停留下来，不再南飞，遇春而回。这造就了潇湘八景之一的“平沙落雁”，也成就了古诗词中一个著名的典故。 

　　这个典故的意思主要在于思归和传书。因此，它也常和“雁足传书”连在一起用。《汉书·苏武传》记载，汉苏武出使匈奴，被放到北海冰雪中牧羊。汉昭帝派使者去要回苏武，匈奴诡称苏武已死。使者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雁，雁足中带着信，说苏武在某大泽中。单于只得把苏武放回。这就形成了“雁足传书”的典故，希望大雁在南来北往的途中给自己带来亲友的音信。像杜甫《归雁》“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系书元浪语，愁寂故山薇”，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王昌龄《奇穆待御出幽州》“黄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等诗中都是这种用法。李白《清平乐》词“举头忽见衡阳雁，千声万字情何限。叵而薄情夫。一行书也无。泣归香阁恨。和泪掩红粉。待雁却回时。也无书寄伊。”也是这种用法。 

　　又如，唐代诗人裴说的《旅次衡阳》，“欲往几经年，今来意豁然。江风长借客，岳雨不因天。戏鹭飞轻雪，惊鸿叫乱烟。晚秋红藕里，十宿寄渔船。”宋代诗人李曾伯《衡阳道间》，“满林松竹翠交加，路过衡阳得几家。门傍粉墙人寂寂，一陂春水数株花。” 以上两首，均在意象上有了进一步地延伸，展示了衡阳风物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