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岁末，王船山73岁，久病喘嗽，却吟诵不辍。一天，他喘嗽稍缓，倚窗远眺，回首平生，思绪万千。写下人生最后一首诗，曰：“荒郊三径绝，亡国一孤臣。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

　　短短六句诗，饱含王船山埋首荒野的亡国孤臣的哀愤之情，充分表白其耿介笃实的顽石个性，保持全发以终，不求声名远扬，宁可无一字留人间，也要坚持民族气节。

　　此诗竟成绝笔。1692年正月初二午时，王船山在湘西草堂溘然长逝。此后300余年，其声名震烁海内外，在中国思想史上矗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身着明朝衣冠，魂归大罗山

　　从盛开的油菜花田穿过，登上青石台阶，从大罗山下到王船山墓，不过一两分钟的脚程。

　　3月底，采访组来到王船山墓地。此时春意渐浓，大罗山的枫林穿上了碧绿的“新衣”。

　　王船山钟爱枫树，湘西草堂前有一株枫树,其干粗大而弯曲,昂首跃前,形若骏马，因此名为“枫马”。他生前常在此读书，与“枫马”为伴。

　　枫树也寄托着王船山对爱妻郑氏的思念，在《岳峰悼亡四首》诗中，他无限哀思地写道：“地下容能聚，人间别已长。蝶飞三月雨，枫落一林霜。”写下这首诗时，郑氏刚去世三个月，正值枫落的季节。

　　郑氏是王船山第一位夫人病逝三年后在桂林相识续娶的，也是王船山的红颜知己。不幸红颜薄命，郑氏于1661年病逝，年仅29岁。

　　在郑氏离世30年后，王船山身着明朝衣冠，与之合葬大罗山麓。一代圣哲，如此情深，世所罕见。不知是后人有意栽植，还是自然生成，王船山墓前古枫耸入云天，四周枫林环绕，每到深秋枫叶红艳似火，仿佛在向世人宣示人间这段凄美真挚的爱情。

　　不过，如今王船山墓地上并排有三座坟茔，其左侧为他的继配郑氏，右侧为二儿媳刘氏（王敔之妻）。

　　中国人历来有生前家族群居、死后家族成员群葬的习俗，家族墓地中两人合葬、三人同葬的情形并不罕见。但对于王船山墓，一些人却产生了低俗的想象，以致在民间引发争议。

　　“那些传说肯定是以讹传讹。”省船山学社副社长、船山研究专家熊考核指出，刘氏先于王船山去世，由于当时生活贫寒，哪还有余钱去买更多的墓地，因此只得在不影响王船山与郑氏合葬的前提下，在稍远的位置将刘氏下葬。他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的安排合情合理。

　　难能可贵的是，儿媳刘氏生前确实充当着王船山“左右手”的角色。熊考核介绍，王船山晚年跟儿子王敔、儿媳刘氏一起生活。王敔在衡州城教书，王船山多病，一直由刘氏照顾起居。刘氏出自书香门第，有较好的文化功底，为王船山整理、抄录手稿，为推动船山著作传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后世船山著作的传世和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船山去世后，声名益彰，清代官员、学者争相为之修墓、题字、刻碑。现在看到的王船山墓，就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衡永郴桂巡道谭启瑞修建的，“文革”中曾遭到破坏，1982年又按照其原样修复。湘学名家王闿运题写在墓石上的对联，广为传颂，一曰：“前朝干净土，高洁大罗山。”二曰：“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　

　　自题墓石，总结毕生追求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王船山预感时日无多。

　　71岁的时候，他为自己撰写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故衔恤以永世。”他亲授长子王攽 ，并自题墓石：“有明遗臣行人王船山，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其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

　　铭文言简意赅，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其政治抱负和学术活动的总结。王船山认为，“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张子正蒙注序论》) ，他肯定横渠之学来源于孔孟，是为儒家传承的正学，可以匡正后世“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

　　西晋著名诗人、将领刘琨( 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 今河北无极县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琨少年时即有“俊朗”之美誉，以雄豪著名。其诗文激昂悲壮，充满对战乱中的流民的同情和抵抗敌人的决心。刘琨“闻鸡起舞”，立志报国。

　　张横渠即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 1020 -1077)，字子厚，凤翔郿县( 今陕西眉县) 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是“关学”的代表，理学创始人之一。他主张气本论、“民胞物与”等学说，并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的思想。

　　王船山“希张横渠之正学”，却自谦“力不能企”。王船山以张载为榜样，阐扬“正学”，守卫中国文化。但实际上，“无论在思想广度和深度上，他已经远远超过了朱子和张载”，熊考核说。

　　潜心著述，矗立不朽的思想丰碑

　　半生飘零四方，历经重重险阻，王船山隐居衡阳乡野后，终于安定下来，从此潜心著述。

　　50岁那年，他新筑草屋观生居，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此郑重宣告，要为民族复兴，投身于传统文化继往开来、谢故生新的巨大工程。

　　王船山传世的著作一百余部、四百余卷，超过八百万字。其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经济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和宗教思想诸多方面，都作出了别开生面的理论贡献，在中国思想史上矗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从哲学思想方面来看，王船山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元气本体论的学说，对中国传统哲学“气”的范畴作出新的规定，提出“气—诚—实有”的本体论思想，深刻地论述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实质即在于其客观实在性的原理。他确立了“太虚即气”“太虚一实”气本论原则，主张“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太虚本动”“天地之变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和知行并进的认识论……王船山哲学对宋明道学乃至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深刻批判和系统总结，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成为中国哲学天人关系学说史上继荀况、刘禹锡之后的第三座里程碑。

　　王船山提出“依人建极”的人本主义史学思想，主张“道因时而万殊”“趋时应变……日新而不困”，强调“圣人所用之天，民之天也”，认为“今胜于古”。他将传统的夷夏之辨，转化为文化价值上的文野之辨，试图揭示文化进程的盛衰起伏的规律性。

　　在伦理道德思想领域，王船山以“人以载道，道因人生”论述道德的起源与进化，批判“三代以还，道德浇讹”的道德退化，揭露了宋明道学家鼓吹道德退化论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他特别注重人的实践能动性对于人性发展和变化的巨大作用，系统论述了“性日生日成”“继善成性”等人性发展理论。他肯定每一个人追求其合理私人利益的正当性，强调“利者，民之依也”。他认为“未有圣贤不豪杰”，呼唤“以身任天下”的豪杰精神，对中国近代豪杰精神的复兴产生了巨大影响。

　　立足于对三千年专制政体的总批判，王船山提出“生民之死”高于“一姓之兴亡”的政治思想，强调“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认为君权“可继、可禅、可革”。主张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民生利益高于一切。

　　他认为商品经济乃“立国之资”，提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的观点，批判闭关“自困之术”和利用关卡“暴虐商旅”，提倡发展市场经济、保障私人财产，依据经济规律推动社会分配的均衡，让经济生活在既均衡又充满竞争的状态中得以“日新而不滞”。

　　在文艺美学思想方面，王船山特别重视个人的情感和精神，主张“内情”“外物”的美学观，强调“诗以道性情”的创作论，并对孔子论诗的“兴、观、情、怨”说提出新解，涌现出了明显的近代因素。

　　此外，王船山还从宗教化的儒学、佛教、道教所蕴含的哲学思维中汲取营养，用以反对汉儒的谶纬神学和宗教化的宋明道学，以及佛教与道教，并创造性的转化为人文式的终极关怀。

　　启蒙革命，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

　　王船山，不仅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批判总结者，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启蒙先声。

　　在王船山去世不久，一位名叫刘献廷的北方学者注意到了王船山，认为“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并作出高度评价：“洞庭之南，圣贤血脉，天地元气，仅此一线。”

　　但此后100多年，王船山的著作及其思想湮没乡野，鲜为人知。其后人、姻亲小心翼翼地避开清朝“文字狱”，艰难地保存、传播王船山著作。

　　“真正使船山思想彰明起来，离不开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陶澍，一个曾国藩。”熊考核介绍，陶澍官至两江总督，他为王船山晚年隐居的湘西草堂题写了“衡岳仰止”的匾额和“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变百世之师”的楹联。也是在他的积极争取下，将王船山列入《国史·儒林传》，让王船山从“一乡之士”走向“百世之师”。

　　清同治初年，与太平天国的战事还未结束时，手握军政大权的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服膺船山学，着手征集汇编、刊刻《船山遗书》，收录传世的王船山著作七十一种中的五十六种，是为金陵本《船山遗书》。有人评价：“曾氏兄弟权倾一时，此书一出，天下书院，学署与书香世家，莫不争相购备。”

　　后来，众多有才学的湘军人士鼎力推广、传播船山思想。王船山的家乡人，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主持建立了船山书院，并聘请晚清湖湘文化大师王闿运担任山长。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等杰出湖南人士不懈努力，在清亡之前，成功促使王船山从祀文庙。 

　　文庙从祀制度是我国古代以孔子弟子和历代大儒配享孔庙，从而彰显国家尊崇孔子、儒学的一种制度，分配享、配祀和从祀三个等级，对应着四配、十二哲和先贤、先儒。能从祀文庙（即获登孔庭）是古代学者获得朝廷意识形态认同的象征，是一种极高的地位和荣誉。

　　就这样，两百年过去了，又迎来一个王朝治乱的轮回。中华民族再次遭遇重大危机，这次是比明清朝代更替更为严峻的亡国、亡种危机。

　　“昭苏万物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振臂一呼，他说中国要从漫漫的冬夜里苏醒起来，就要靠南岳船山思想这一声春雷。

　　谭嗣同指出，船山学说有“冲决网罗”的革命性和启蒙性，王船山乃“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慷慨赴死，也是深受王船山思想的影响。

　　1903年秋天，上海一群热血青年刊印了王船山的一本主要论述“夷夏之辨”的小册子《黄书》。全国迅速掀起《黄书》热潮，随之而来的，是“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口号与行动之风起云涌。 

　　辛亥革命前后，王船山及其思想迎来了“爆红”时代。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等人都大力推崇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总结说:“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章士钊也回忆道:“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清室以亡……船山志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 

　　1914年，船山学社在长沙创办，以研究和发扬王船山思想为宗旨。毛泽东与船山学社渊源深厚，对王船山也作出了高度评价。建国后，他曾将友人赠送的一本王船山手迹《双鹤瑞舞赋》亲自交给国家博物馆珍藏。熊考核还得知一个真实的故事，二十多年前，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到衡阳市参观，在回雁峰上看到王船山塑像深深地三鞠躬，并告诉衡阳市陪同领导，“我父亲对你们衡阳的王船山十分钦佩”。

　　贯通古今，思想光辉照耀新时代

　　王船山说：“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他的思想如陈酿的老酒，经历沧海桑田，反而愈久弥香。 

　　在2016年5月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习近平列举了25名中国传统文化大家，其中一位就是王船山。其名言警句，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多频词库”。

　　“名非天造，必从其实。”语出王船山《思问录·外篇》。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讲话中，引用这句话来说明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引用王船山《张子正蒙注》中的这句语，说明“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性。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语出王船山《尚书引义·太甲二》。在2017年元旦献词中，习近平用这句名言勉励国人顺应时代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以改革创新之精神，去实现中国梦。 

　　“生前自乞活埋，死后精神不死！”熊考核认为，船山思想是中国历史文化之精魂，中华民族之精魂，在任何时代都永远不会过时，他的思想将永远启迪中华民族。

　　本期嘉宾：

　　熊考核（省船山学社副社长、船山研究专家）

　　天地人文心，华夏民族魂

　　站在中华文明复兴的门槛上，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王船山这个人，怎么样来认识王船山的思想？

　　其学统括传统，精研诸子，遍说群经，熔铸佛老，终结理学，开辟实学，揭橥新学，实为孔孟之后的天地大儒。

　　他一生学术批判总结以人为宗，以史为归，以生命的最后能量评论历史，“圆梦”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孤心独抱，孤灯独照，孤笔春秋，探究历史治乱、王朝兴衰、古今之变、天人之蕴，希望找出一条民族复兴之路来，以达到“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黄书》）的目标。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总结者，达成了为天地立心的宏伟使命；作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启蒙先驱、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大家，他独树一帜开创中国历史文化新生面。

　　我用一句话概括王船山：天地人文心，华夏民族魂。一个是中国文化之心，一个是中华民族之魂。斯人已逝，但其思想独步千古，永远活在人间，是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当之无愧的一代圣哲。

　　年七十三，冬尽，于垆间成律诗二首。其一曰：“荒郊三径绝，亡国一孤臣。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此亡考绝笔也。久病喘嗽，而吟诵不辍。次年元日，尚衣冠谒家庙。二日清晨，起坐不怿，指先大父行状、墓铭付长孙生若曰：“汝慎藏之。”谓敔曰：“勿为吾立私谥也。”良久，命整衾，时方辰，遂就箦。正衾甫毕而逝，享寿七十有四。遗命禁用僧道。自题铭旌曰：“亡国孤臣船山王氏之柩。”自题遗像曰：“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薑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葬于衡阳西乡金兰都高节里之大罗山。

　　——王敔撰《大行府君行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