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以罕见的文明决定论去审视历史发展，认为历史发展规律是文明进步的规律，文明决定进步。王朝历史不过是文明历史的一个阶段，王朝兴亡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动因。王船山认识到国家兴盛、民族兴盛的内在生命力是文化，引导人心、凝聚人心的根本力量也是文化。

　　王船山看到了文化有兴亡国家的巨大力量，所以在明朝灭亡后，他决然坚守精神家园，捍卫民族文化，为“族类自固”阐扬正学，为“扶长中夏”建立文化价值体系。他始终坚信只要守住了儒家“正学”， 捍卫了中国文化基本价值，华夏民族就不会灭亡，华夏文化就有复兴希望。

　　正因为船山思想在晚清的传播与昌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作为觉醒民族的一面思想旗帜，曾积淀和集合了一种自强不息、死而后生的民族精神，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前，中国本土文化一道醒目的“破块启蒙”思想风景线。

　　1.《大学》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备矣,而必申之曰“止于至善”。不知止至善,则不定,不静,不安,而虑非所虑,未有能得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10页）

　　2.《传家十四戒》：勿作赘婿，勿以子女出继异姓及为僧道，勿嫁女受财，或丧子嫁妇尤不可受一丝，勿听鬻术人改葬，勿作吏胥，勿与胥隶为婚姻，勿为讼者作证佐，勿为人作呈诉及作歇保，勿为乡团之魁，勿作屠人厨人及鬻酒食，勿挟火鎗弩网猎禽兽，勿习拳勇咒术，勿作师巫及鼓吹人，勿立坛祀山、跳神。衡阳师范学院教授朱迪光指出，船山先生的《传家十四戒》见于王氏家谱，是用来教育王氏后代，其基本思想是教育后代自食其力。实际上寓含着船山先生要后代安贫乐道，不要与当时清廷合作以致于丧失民族气节。正因为如此，船山先生的后人多数以务农为生。

　　3.“权臣，国之蠹也，而非天下之害也，小则擅而大则篡……何忧乎庶人之议也？故知胡氏之传春秋，宋人之私，非圣人之旨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载《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686页）

　　4.“呜呼！以此为荣，而教衰行薄，使后世以儒为膻，而儒为天下贱，胥此启之也。……以表章儒者之言，而冀以动天下之利于为儒，则欲天下之弗贱之也，不可得已。”（王夫之：《宋论》卷十四，载《船山全书》第11册，第311页）

　　1673年所著的《礼记章句》初成，这是船山先生的一部大著作，从本体论、人性论、人生论、道德论、伦理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视角，阐述礼学的深层结构和涵义。

　　1676年所撰《周易大象解》，代表了船山先生对《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对孔孟思想多有继承发展，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其中也存在某些不足。

　　1682年《噩梦》成书，其中总结了明朝在军政、财政、官制、税制、金融、学制等方面的利弊得失，阐明船山先生的主张，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但他深感无法实现，故在自序中说：“呜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间，谁为授此者？故曰《噩梦》”。

　　1685年所著的《楚辞通释》是《楚辞》学史的巅峰之作，也是船山先生研究《楚辞》的重要成果，在楚辞研究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其中，船山先生在其中提出了很多对时弊的独特见解。

　　1685 年著《张子正蒙注》，其哲学代表作，彰明了儒家正学，“纲维三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691年写成《读通鉴论》，这是船山先生的一部史论巨著，是中国历史哲学的扛鼎之作。著作中探索历史治乱、王朝兴衰、古今之变、天人之蕴，否定正统论，批判“一姓之私”，力倡文明进化，期望找出民族复兴之路。同年完成的《宋论》，也是船山先生一部重要的史论性著作，在著作中他以无比义愤的心情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宋朝时期赵普、童贯、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奸臣丑恶行径，表达了船山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疾恶如仇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