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居湘西草堂后，王船山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他“坐集千古之智”，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批判总结，志在坚守精神家园，捍卫民族文化，复兴华夏文明。

　　隐居湘西草堂17年，他每日闭门治学，勤奋写作，虽饥寒交迫，却从不改初衷，写下了诸多不朽之作，这17年，是他著作喷涌的17年，也是他集思想之大成的17年。

　　《草堂成》《周易大象解》《礼记章句》《庄子通》《六十自定稿》《相宗络索》《噩梦》《说文广义》《经义》《俟解》《楚辞通释》《张子正蒙注》《周易内传》《传家十四戒》《读通鉴论》《南窗漫记》《七十自定稿》《尚书引义》《宋论》《船山记》……一部部传世著作，在寒窗旁，在孤灯下，在笔尖中诞生。

　　湘西草堂管理人员动情介绍，在湘西草堂这个陋室中，王船山几乎每年都完成一部专著，手稿堆了满满一屋子。他整个一生，共完成100多部著作，共计800余万字！

　　“埋心不死留春色”，王船山用这种方式，彰显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毕生追求。

　　归隐山林中 潜心继绝学

　　王船山迁居至今衡阳县曲兰镇湘西草堂后，每日闭门治学，勤奋写作，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饥寒交迫，却从不改变初衷，写下了许多不朽著作。

　　清代李元度撰写的《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名儒》之《王而农先生事略》中说：“既知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说的就是王船山看到“抗清救明”无望以后，归隐山林，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梦。

　　走进湘西草堂三间简陋的房屋内，可以感受到船山先生300多年前在此思考与著述时的艰难岁月。“老病煎肌秋夜浅”，以及王船山所著“复病”一诗有云：“消病一春长，藤蓑挂草堂。亲知劳送蜜，蔬笋慰休粮。剑鼻苔侵涩，书函燕坠香。侵凌看柳絮，乱扑一襟霜。”于诗句中足见王船山当时归隐生活的困苦与艰辛。

　　独秉孤灯，隔绝外世。在湘西草堂里，王船山对《十三经》《廿一史》以及朱熹、张栻等人的著作进行探索研究，无论风雨晦暝，无论重病难支，他仍一如既往。“灯光半掩堆书卷，砚滴欲哭注药瓶”“久病春难待，孤心老益骄”，这都是他病中著书生活的写照。晚年的王船山在草堂里夜以继日，将生死荣辱埋于青灯黄卷之中，就算拿不动砚台，握不住毛笔，仍要“孤心拼不尽，试一问苍天”。

　　据介绍，归隐湘西草堂期间，王船山几乎每年都完成一部专著。《礼记章句》《宋论》《庄子通》《庄子解》《经义》《俟解》《张子正蒙注》《楚辞通释》《周易外传》《读通鉴论》等著作都在这里写成。

　　王船山一生著述100多部、400多卷、800余万字，笔锋所及之处，触及文学、史学、哲学、经学、理学等诸多领域，对宋明理学乃至古代经学和史学既进行了系统性的批判总结，又有大胆的创新，对传统学术的承上启下作出了巨大贡献。

　　秦坑从烈火 鲁壁自清琴

　　王船山流离偏远山乡，授徒讲学较少，所以他作为思想家的声名鲜为人知。当时人们对他的认识，仅限于一个失国的流亡者，一个有气节的士大夫。

　　衡阳县王船山研究室主任胡国繁在《隅举<船山记>解读船山精神》一文中阐述，“秦坑从烈火，鲁壁自清琴”表达了王船山对上层知识分子的自尊、文化自信，以及对当时权势的轻蔑。即使是再严酷的暴政，也不能完全毁灭“清琴”（民族的优秀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根系。“埋心不死留春色，且忍罡风十夜霜。”王船山在武装复国梦破灭后，后半生潜心著述，旨在给中华文化留下优良的种子，以图将来在神州大地实现民族复兴。

　　省船山学社副社长、船山研究专家熊考核说：“船山一生可谓是逐梦人生。从他一生所写的1900多首诗词来看，其中涉及‘梦’的内容就有260多首。这说明，‘梦’对船山先生而言，是一种大义孤忠、一种家国情怀、一种精神信仰、一种文化担当。船山一生报国，孤忠独抱，大义至上，绝笔峥嵘。青年‘晓梦’求学报国，中年‘续梦’扶倾救国，晚年‘圆梦’文化兴国。船山‘圆梦’的根本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复兴、在于中华文明复兴。”

　　深圳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教授、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王立新在《跨越历史的心灵沟通——郭嵩焘对王船山的认识和评价》一文中指出，郭嵩焘有关王船山的言论和说法，虽然还算不上严格和全面意义上的价值诠释，但他对王船山思想评价的高度和“准确性”，却是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所不及的。

　　郭嵩焘说：“自李唐刘知几著《史通》，辨史法得失，而史论兴。所论者，史法也，其间政治醇浇之分，人物贤奸之辨，史固备录之。读史者循而求得之，无俟著录……独船山王氏《读通鉴论》《宋论》，通古今之变，尽事理之宜，其论人与事，务穷析其精微，而其言不过乎则。” 郭嵩焘甚至认为王船山的史论“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并说“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

　　郭嵩焘对王船山的评价，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一方面是因为他曾为王船山上书请求从祀文庙，并为王船山设祠于城南书院南轩祠旁，扩大了王船山在全国尤其是在湖湘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地位和交际，足以使人产生对王船山的好奇，从而引起社会争读王船山著作。

　　孤忠卓立世 复兴华夏梦

　　熊考核介绍，王船山一生孤忠独抱，梦系明王朝。即使是晚年疾病缠身，自题墓石，还刻意写上“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可见王船山孤忠明志卓立于世。

　　在伦理思想上，王船山提出了“有欲斯有理”，主张人性变化发展，强调理欲统一的道德学说。他提出了“性者生理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等道德意识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离不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的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合两而互为体”的。王船山主张理欲、义利的统一，强调志节对人生的意义，他指出：志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一个人应当抱定一个“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标，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

　　熊考核告诉记者，传说有次王船山一天晚上正与学生章有谟（崇祯时期兵部右侍郎章旷之子）探讨这一问题时，一伙抢劫无数乡人的兵痞悄悄潜入湘西草堂准备打劫。为首的头目稍有文墨，在窗下藏匿的他听到王船山与学生的对话后，视王船山为奇人，随即被感化并悄然退下，此后不再祸害乡邻。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王泽应在《船山梦解析》一文中指出，王船山在败叶庐、观生居和湘西草堂的艰苦著述，并没有任何当下利益，历史和社会也没有赋予他责任和使命，他之所以要去探寻中华文明未来的复兴之路及其内在机理，完全出于一种理性的自觉和个体对中华文明的担当，是孔孟儒家“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责任伦理和“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信念伦理的双重激励使然。虽然“灯光半掩堆书卷，砚滴欲哭注药瓶”的著述生活凄苦而悲凉，但是王船山的心中始终怀抱着筑梦的精神快乐。

　　熊考核介绍，王船山“圆梦”有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情结。在王船山眼中，人类历史、中国历史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史，是一个不断由低级文明向高级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国家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王船山说：“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狄夷乎! 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 ……魏、晋之降，刘、石之滥觞，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至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思问录·外篇》）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明国家，中国的未来在于不断的文明进步。

　　独创“三义”说 天地人文心

　　王船山晚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纂注”（王敔《姜斋公行述》），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王船山去世前一年，他就像油灯耗尽了最后一滴膏油，将《通读鉴论》《宋论》整理成书，并以顽石作象征喻示自己一生追求，留下了生命绝笔《船山记》。

　　熊考核指出，《读通鉴论》是王船山的史论代表作，也是中国历史哲学的杠鼎之作。他独创“三义”之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正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大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时而合，有时而不能交合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读通鉴论》卷十四） 

　　“臣忠君，不过是一人之义；天下共奉君主，不过是一时之义； 这些只是臣民对君主个人之忠，是‘一姓之私’，都是私义；唯有贯通古今历史的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私义的公义所在。民族大义至高无上，黄钟大吕，振聋发聩。”熊考核说：“船山先生从理论上严格区分了君主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一姓之私和天下之公的关系，强调国家民族利益高于君臣个人利益，标举民族利益至高无上。船山先生这个卓见‘开千年未开之口’，突破了传统‘三纲’原则，超越了个人的不幸。他站在思想家的高度，以哲学的理性精神和历史的辩证精神高举民族爱国主义旗帜，把民族利益提升至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

　　在圆中华民族复兴梦和中华文明复兴梦的支撑下，王船山晚年过得异常清苦，但他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1689年，好友刘思肯为风烛残年的王船山画像。他为自己的像题词一首《自题画像·鹧鸪天》：“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閒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

　　熊考核介绍，此词意孤楚，词境悲怆。烈士暮年，壮心不己，感悟平生，历尽艰险，九死不悔，国家败亡，兴复难期，不愿苟活，只求活埋，但埋心不死，修罗有梦，生命不息，“圆梦”不止。王船山至死仍坚信明王朝虽然败亡，但华夏民族和华夏文明复兴终会到来。王船山“圆梦”的追求和贡献超越了王朝的历史，是以往任何思想家都难以比拟的。

　　王船山在探究宋朝灭亡原因时指出，就是异端邪说分裂了人心，导致了宋朝灭亡，“无忌惮之教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陆子静出，而宋亡。”（《张子正蒙注·乾称篇》）

　　熊考核说：“把宋朝灭亡原因归之于陆子静心学流行，这是深刻的片面，但船山从此意识到文化可以败国、可以兴国的重要性。”

　　王船山还认为“异学贼道”“为害天下大道”，让人误入歧途，家国岂有不亡之理。他甚至认为阳明心学的盛行，颠覆道德，离散人心、败坏道德，导致明社倾圮，异族入侵。所以，王船山一生以“正学”救国为己任，在湘西草堂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精神绝唱！

　　坐集千古智 隔代知音拥

　　王船山一生所著，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维新志士谭嗣同称其学术和思想“空绝千古”，“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王船山的文字中,蕴含着震古烁今的思想光芒。

　　当时，王船山的家人无力将他的作品刊印。但正如王船山生前所料:“吾书两百年后始显。”200年后，曾国藩在1862年与太平天国战争白热化期间，仍抽时间读完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王船山穷尽生命写就的文字，也让他自己成为一代大儒。他的学术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是一座人文景观的高峰。

　　熊考核告诉记者，谭嗣同所写的“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其中的“南岳一声雷”指的就是王船山的学术和思想。遥想1651年，33岁的王船山，终于断绝了对南明小朝廷的幻想，从广西潜回衡阳，从此开始长达40年的读书、思考与著述生涯，心力交瘁，岁月艰难，造就了一代“天地大儒”。据介绍，王船山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及现实性﹐以继承《诗经》的“兴﹑观﹑群﹑怨”为旨归；以创作必须有作者生活经历为基础。他著有《姜斋诗话》3卷，包括《诗译》﹑《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外编》和《南窗漫记》。他与黄宗羲、顾炎武一起被誉为“明未清初三大儒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上，王船山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天“礼”的阐述，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对绝对君权，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虽然王船山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际提出限制绝对君权，就已是难能可贵了。

　　有关史料记载，1901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主题思想即王船山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1902年，上海的革命者单独刊行王船山的《黄书》；1903年，邹容作《革命军》，宣扬驱除满清，恢复中华；1905年，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斗争目标，其誓词之一是援引王船山之语“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1907年，革命军政府发布《讨满洲檄》，其口号为“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等等。中共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也是王船山的推崇者。1914年，船山学社刚刚成立，他就踊跃参加。1920年，他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并为研究、宣扬船山学说作出了贡献。

　　一个民族的文化，同源同种同血脉，是最能启迪和滋养这个民族的养分。王船山学说是理论与时代的一次精准结合，其生命力,可想而知，也由此拥有了一大批隔代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