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天高考落榜后，我闷头闷脑回到衡东县霞流公社白村大队农村，心甘情愿地当了农民，与乡亲们在广阔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农活再累再苦，哪怕“双抢”再忙，我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每天利用中午有限的休息时间，记下当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就这样周而复始，日累月积，感悟农家生活，体味农民疾苦，记录农事艰辛，表达农家诉求，成为我的最原始最真挚最执着的追求与向往，我记下了十几本观察日记，从不间断，写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1983年秋天的一个黄昏，西边的晚霞还没褪尽，湛蓝的天幕上便窜出了一轮新月，给大地抹上一层淡淡的青辉。晒谷场上，一个单身汉子买来了新单车，还没学会，骑得一歪一歪的，随着“啪”的一声，他摔了个仰面朝天。“初一不见，初二不现，初三初四蛾眉月，十五十六月团圆……”十几个孩子拍着巴掌使劲地唱着。

　　猛然，我头脑中灵光一闪：“初三初四蛾眉月”，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在农村实施，就给农民带来了欣喜和收获，只要持续坚持下去，农民一定会过上“十五十六大团圆”的富裕日子。连夜，我精心构思，写出一篇1500字的散文《初三初四蛾眉月》寄给了衡东县广播站。后来，经编辑罗孝春修改推荐，发表在1984年3月14日《衡阳日报》的三版头条上，还配了两幅插图。这是我的稿子第一次变成铅字，看到报社寄来的样报，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从而坚定了在农村走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之路。

　　那一年，我还不到20岁。

　　从此，我了解到地市合并后，《衡阳日报》成了面向农村发行的一张党报，我麻着胆子开始向《衡阳日报》投稿了，“农村风光”敞开了面向农民通讯员用稿的大门，“山乡风貌”“农家乐”“山乡寄语”“文明之花”等专栏我屡投屡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以白村为圆心，霞流乡为半径，将发生在身边的新人新事新风貌，写成新闻投稿寄出去，不时见诸于报端。1988年4月，我居然被衡阳市委宣传部、衡阳日报社、衡阳市广播电视台、衡阳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通讯员”，并在表彰会上作了《笨鸟先飞 笔耕不倦》的典型发言。

　　紧接着，衡阳市委宣传部张国庆科长不辞劳苦，翻山越岭，专程赶到我家采访，将我的事迹以《山村土记者》为题，发表在1988年4月24日《衡阳日报》的头版头条，这对我是极大的鞭策和鼓励，更坚定了我讴歌党的好政策，当好农民“代言人”的信心和决心。

　　1990年5月24日，《衡阳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我采写的上万字的长篇通讯《科技兴农的旗手——记衡阳市农业局总农艺师张作仕》，创造了《衡阳日报》单篇发稿篇幅最长的纪录。此稿迅速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技日报》《湖南日报》等几十家媒体转发。《中国农牧渔业报》头版头条加“本报评论员文章”《兴农最需要这样的人》转发，号召全国农业系统的党员干部向张作仕学习。

　　让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1990年10月，衡阳日报社联合衡阳人民广播电台、衡阳电视台、衡阳市农业局向市有关部门打出专门报告，要求破格解决我的“农转非”和工作问题，得到时任市委书记苏建民和市人事局局长李泽山的批示，尽管后来没有落实，但我从中获得了一股神奇力量。

　　好运接踵而至。1992年12月，乘着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春风，衡山县委宣传部破格解决我的“农转非”，将我录用为新闻专干，《衡阳日报》不但率先报道这一新鲜事，还发表“党风记者”李升平采写的评论《读报有感》，为衡山异地使用人才叫好！

　　从此，我由一位普遍农村青年一跃成为县委的专职新闻专干，后又调往市委、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工作，在宣传战线一干就是28年。期间，《衡阳日报》连续19年将我评为“优秀通讯员”或“全市十佳通讯员”，我采写的《衡阳农家子 跨省当庄主》《衡阳驻外大使通江达海》《59小时的生命坚守》等20多件作品经《衡阳日报》推荐，参加全国、全省好新闻评选，几乎件件获奖。其中《湘鄂一家亲》先后获得中国晚报最高奖“赵超构新闻奖”特等奖、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一等奖、湖南新闻奖一等奖、全省市州报好新闻一等奖。作品主人公刘吉贵也被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被湖南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抗冰救灾模范”，并被评为2008年度“湖南省十大新闻人物”。

　　一篇处女作，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几十年来，我痴迷于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沧海桑田，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的“蛾眉月”已经演绎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轮圆月”，乡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我连续不断予以深情赞美。7年前，因工作需要，我离开心爱的新闻岗位，《衡阳晚报》又为我开辟了专栏《乡音乡情》，发表了216篇乡土散文。

　　假如没有当年《衡阳日报》为我发表处女作的话，也许我的人生道路会重新改写，甚至文学爱好也会得以泯灭。在《衡阳日报》创刊70周年的时候，特写下以上文字，向《衡阳日报》编辑记者为广大通讯员付出的艰辛劳动致以深深感激和真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