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 珂
监狱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即形成所谓的狱政。但是，狱政的清浊与否，与当时朝政的清明与否有直接关系。虽然整个古代社会的狱政管理制度得到逐步的健全，但作为封建社会的监狱，其制度与现实之间必然存在着较大的距离，随心所欲的人为因素居多，囚徒的处境悲惨。因此，整个古代社会狱政的黑暗现实是其常态，在乱世时期尤为明显。近日，邹鲁军做客国学讲座，继续漫谈中国古代监狱历史文化。
古代监狱官吏制度各有不同
中国古代社会的职官结构，宏观上有三个层面：君—臣、官—官、官—民。在官与民的层面，实际上还存在一个“胥吏”的层次。
“胥”本是基层办事人员，汉以后专指没有官位（品级）的小吏和差役。“胥”在官场上身份低微，待遇很低，但久居一职，熟悉政务，有工作能力，也了解当地民情，只要稍做手脚，便能欺瞒上官，从中牟利，成为明清时司法活动一大弊端；“吏”由长官（或部门）任命其主要职责是征收赋税、协理诉讼、管理监狱等，是封建统治集团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胥吏”之害的主要表现为：刁难索贿、挟制主官、监守自盗、倚仗豪强索压百姓、欺敲诈勒、盘剥小民、操纵司法、徇私舞弊，等等。
在奴隶社会，夏朝尚处在国家萌芽状态，国家机构官史设置均简略。当时，管理刑狱的机构是大理。到了商朝，国家政体是以商王为核心的家族制度。中央司法机关长为司寇，其职责之一为管理刑狱。京畿设有“士”与“蒙士”，地方司法官是“正”与“史”。重大案件须报司寇复审。到了周朝，国家体制设计宏大而又精密，大司寇是最高法官和最高典狱官，小司寇是副职，司圜、掌囚、掌戮为刑官兼狱官。
随后，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时期。
春秋战国时，社会处于变动时期，中央机构日益完善，各国均由司寇（也称“司败”）掌管刑狱。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此时，廷是最高司法官，为九卿之一。同时，秦代还出现了廷尉狱，大臣有罪则下廷尉狱。
到了汉代，其统治者总结了秦亡的经验，确立儒法合流的思想，“德主刑辅”成为施政理念。当时管理天下刑狱的是廷尉，每年天下断狱总数最后要汇总到廷尉，郡国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处，廷尉也常派员为地方处理某些重要案件。廷尉还可以根据诏令，逮捕、囚禁和审判有罪的王或大臣；属于分、寸、尺、丈等度量标准之事，亦由廷尉掌管。
到了唐朝，大理寺掌管审判权，刑部掌管复核权，御史台既是行政监察机构又是司法监督机构。三机构分工明确，重大案件还可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
宋朝，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除主管刑狱外，还复审大理寺所定的大辟案件。同时，特设提刑司为地方诉讼的最高审理机构，提刑官还负责审理疑难案件、平反冤狱、接受上诉（访），还要维持地方治安。
明代废除“三省（内史、中书、门下）”制度、罢除宰相官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刑部负责审核诉讼、管理监狱，在刑部里专设“司狱司”，县衙设“典史”。
到了清代，中央设提牢厅，官员“掌检狱圄”，刑部设管狱官一人。州县监狱以吏目、典史为管狱官，知州以知县为管狱官。清末修律，刑部改为法部，行政与司法开始分立。
古代监狱管理的四个特点
监狱建筑是用来关押、惩戒和教化犯人的特殊物质载体，也是中国古代监狱文化的实物见证。
古代监狱主要关押未决犯和劳役犯，承担着现代法律制度中的监狱、看守所、拘留所等多种功能。由于将已决犯和未决犯混合关押，古代监狱承担着比现代社会更复杂的功用，职能也更为含混，缺乏独立性。
同时，由于中国古代刑罚的宣告权和执行权往往是一体的，古代监狱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在行政权司法权一体化主导的体制下，古代监狱作为一个附属机构，始终依附于行政机构，处于社会管理体系中的末流地位。除了中央政府出于各种需要设立独立或半独立的监狱之外，在州县尤其是县一级监狱大多是署衙的附属设置。
古代的监狱主管官员位卑任重，担任此职基本就是另谋他职的踏板，过渡而已，绝对不肯久任。即使是主管中央监狱的“刑部提牢一职，管理南北两监，事繁责重，称难治焉”，“人生仕宦，别官尚可久居，惟提牢只此一年。” 而狱内看守狱卒又称“禁卒”，则是皂隶中隶卒的一种，“皆为贱役”。“地位低下，收入低微，上自皇帝，下至百姓，无不鄙夷甚至痛恨之，甚至被“削籍逐出家门，禁入宗祠，” 子女不得参加科举，世代无翻身之日。
因此，职能含混、缺乏独立性是我国古代监狱的第一个特点。而幽闭思愆、明刑弼教则是古代监狱的第二个特点。
我国古代治狱思想中有施以仁恩、让犯人思过从善的精神。沈家本在《狱考》中曾经说：古代监狱命名设狱的本意并不仅仅在于对人进行惩罚，“其幽闭思愆改恶从善，以感化为宗旨，尤与近世新学说相合”。
让犯人在狱中反省己身、改过从善，是与我国古代社会“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德治思想紧密相联的。它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集中概括。
西周时期，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思想，先秦儒家以孔子为代表，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强调刑罚的教化作用，提出要以“礼”作为适用刑罚的指导，“出乎礼即入乎刑”。
后经过汉唐宋明清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特有的刑罚法律思想：德刑并举，把德礼教化作为政治统治的根本手段，刑罚是政治教化的辅助手段。
古代监狱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没有公平正义精神。虽然，我们在古装剧里常常看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清官口号，但同罪不同罚、同罚不同处遇，却也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以满清为例，晚清刑部提牢主事赵舒翘编著的《提牢备考》载 “囚应禁而不禁律”，第四条规定：徒犯以上官员犯公私罪的，散禁。在功臣应禁、亲人入视律中规定：功臣及五品以上文武官员犯罪应监禁的，准许其亲属入监探视。康熙十年还专门颁布禁令：“文武官员犯罪锁禁锁拿永行禁止。”宗室觉罗犯轻罪可以折罚养赡钱粮，重犯可以圈禁折罚。在圈禁中一般较为自由，生活待遇也很优厚。宗室觉罗判处绞斩监候者，准予减等缓决。
清朝满族宗室、显贵、旗人罪犯专门拘押于特殊衙门附设的监狱，不与汉人或其他民族的囚犯混押，其所受的刑罚和在狱中的待遇，有所优待和宽缓。如旗人罪犯免除发遣苦役，以鞭责或枷号代刑。对于旗人、官员、宗室罪犯不得采用锁禁夹责。
宽猛相济、外仁内刻是古代监狱的第四个特点。
在古代，治狱思想主要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延续了自儒家“宽猛相济” 执政思想衍伸而来的刑罚思想，即世事太平，宽缓刑罚；世事纷乱，重用刑罚。一宽一猛，刚柔相济，就可达到天下大治。
这一思想被监狱管理者奉为治狱圭臬，代有论述。《提牢备考》卷三章程考中就写道：“治狱之道，防范与体恤二者不可偏废。若只知体恤而不知防范，必致另滋事端，爱之过以害之也。”
虽然，古代治狱理念讲究宽厚悯恤，但治狱工作外仁内刻。如，《清史稿》的“刑法志” 在开篇就较多列举了汉唐的酷吏和明代的厂卫暴政，认为列朝刑政“不尽清明”，治狱者“不尽仁恕”；唐初将刑讯规范化，规定只有反复参验犹未能决的，才能拷讯，还规定拷囚不得超过三次，总数不得超过二百；宋初屡禁非法刑讯，但屡禁不止。开封府王元吉被诬一案，施以“鼠弹筝”酷刑，宋太宗也叹道：“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宋律拷讯用荆条，一次不过三十，总数不过两百。但各地改用藤条，根本不受限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