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契的父亲陈廷策曾是一名谏官。所谓谏官，是指掌握朝政缺失，并对大臣及百官的任用和政府各部门理政的措施提出意见的官员。陈廷策以正直著称，对子女教育十分严格。他时常告诫陈宗契：“天下事言之易，行之难，愿你不事空谈。”陈宗契终生牢记父教诲，32岁中进士，选庶吉士，后又任福建道监察御史。他对一切脏言恶行，均直言敢谏。即便是当朝天子，他也是直言不讳。

　　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段时期荒息政事，数月不上班不坐朝，陈宗契时任御史，便直接写了一份奏折说道：“臣未见皇帝不亲政而百官能自觉工作的。皇上正当壮年，为什么一派老年人的作法呢……”耐心劝皇帝勤政。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朱翊钧以过生日为名，广收贡礼，底下的官员为了拍马屁便趁机勒索百姓。时任漕运使的陈宗契主管河道，路经六省，千里所见，十室九空；关卡税收猛如虎狼，他即刻上奏皇帝：“现在官吏竞相搜刮，借您生日献礼邀宠，哪一件贡品不是民脂民膏？可是您却将蟒袍玉带奖给了这批虐民的罪人，这是以罪为功……”

　　他不怕得罪权贵，不顾自身安危，以弹劾不法官吏及政治弊端为己任，耿直正气，名声四播。

　　时值朝廷缺少阁臣，宫阙和朝廷相互抵触，官员空居职位，政事荒废，日甚一日。众人多推荐李廷机。只有御史陈宗契坚持认为不可。他曾多次上疏批评辅臣李廷机犹如其名，在朝廷专事投机钻营，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并列举了种种结党营私的事例。

　　有一年，黄河在郭暖楼人字口决口。陈宗契又当即上书皇帝汇报了此事，并在报告中指出，这既是天灾，也要防人祸。他建议，要求管理河道的大臣须严厉告诫部员们，尽职尽责，善始善终，以收长期的效果。筑堤建坝，不必贪一时之效，务必求得长远万全，这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蹈袭前车之鉴，对在职管理者决不宽贷。

　　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陈宗契被任命为通政司参议，后又转任右通政。1627年，桂王朱常瀛由小皇帝朱由校封藩属衡州府，于是想征田2500亩建设王府。恰好原来的雍王朱祐枟没生儿子而遗下庄田2000亩，即全部转为桂王庄田，但离桂王的建设规划还差庄田500亩。桂王则令衡州府强划衡阳县三湖町近水无旱之沃土1200亩予王府。三户町全体百姓抗拒不给，集体上访衡州府申诉。知府蔺完植十分同情百姓遭遇，但又无力抗拒王府，只得向陈宗契求助。

　　此时陈宗契任太常寺卿（专管朝廷司祭礼乐的官员），并无管辖王室及地方的实权。正在气愤填膺之际，陈宗契接到通知，太监魏忠贤要代熹宗皇帝到南岳祭祀，吩咐其做好一应准备。魏忠贤权倾朝野，很久就想拉拢陈宗契为己效力，常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套亲近。陈宗契趁此向魏忠贤反映了桂王朱常瀛强征衡州三湖町沃田为王庄一事。不久，熹宗皇帝下诏桂王，停止征用衡阳县三湖町肥田为王庄，以扶民生。

　　但陈宗契却为此欠了魏忠贤一个人情而懊悔不安。他历来不满太监魏忠贤专权误国，而此番为了数百位乡亲的生计，走投无路不得已才求魏忠贤。于是，他一连打了三次报告请求辞去官职，隐居不出。隐居期间，他依然关心民众的疾苦，常常在所居之地写信诉说民间疾苦。

　　崇祯三年（1630年），上位不久的新皇帝朱由检下旨，陈宗契被召回任兵部右侍郎，在诏书到达的前三天陈宗契便与世长辞。

　　陈宗契颇有文才，生前著有《醒耳吹二十卷》《陈禖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