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受自小聪慧、沉着机敏,读过两年私塾,后因家境贫困只得放弃学业耕作养家。恰逢隔壁邻居以打渔捉蛇捕虾为生,夜间无人守屋。陈大受便自告奋勇,每晚替他看家护院,借此机会,挑灯读书。日积月累,学有长进。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陈大受中进士。选庶吉士。乾隆元年(1735年),陈大受被授编修一职。第二年,乾隆皇帝突发心思要考考翰林中的各位大臣,皇上御座等候。陈大受的答卷首先呈上,皇上阅后大喜,印象深刻,列为第一,并由此升工部侍郎兼任军机处协办大学士。
1739年,陈大受授予安徽巡抚一职。因皖北连年灾荒,粮食颗粒无收,积蓄久空。百姓以槐树叶、观音土为食。他到任后立马决定严惩贪污,打开官仓赈济百姓。稻谷发完了,又派人赴麦热地收购新麦,接着用小麦赈济。小麦仍不够,陈大受又快马报急请求江南、广东卖粮,一边调发一边储备。边赈边储,收到了既不废赈,又不废储的双重效果。灾荒过后,新一季稻麦成熟,陈大受第一道官令便是禁止用粮食造酒以及大商户囤积粮食。
经实地考察,淮南淮北大多高地斜坡处并不适宜种植稻、麦,陈大受琢磨着能否在种植其他作物。他打听到福建安溪有一种叫畲粟的旱稻,不需灌溉,前总督郝玉麟曾得到过这种旱稻种子,也指教百姓试验种植且有所收获。于是,陈大受一番调查研究后,指示属下大量购买,分发给各州县,让百姓根据地形种植。此事传到乾隆那里并感慨道,如果官员处置各种事情都像陈大受这样留心,我就非常心安了。
有一年,常州、镇江、太仓三府州遭受水灾。按习惯,江南一带预防水灾都是建助拦河堤坝,挖建池塘。但这些水利设施已经年久失修,遭遇水灾后大部分又被冲毁,重修工程费用巨大,百姓无法承受。陈大受便拿出官粮借给百姓,号召百姓修建堤防。在长江边修缮好三合、永丰、北城各处堤坝;在句容修复郭西塘黄堰;在苏州、太仓疏通了刘家河,蓄水泄洪,各种工程当年全部完成。
乾隆七年(1742年)秋,黄河流水在古沟、石林处决堤,高、宝、兴、泰、徐各州县遭受水患。陈大受一边快速巡视并上报朝廷,一边命令尽最大努力多多准备舟船,等洪水到时分别载上百姓各处逃生。史料记载,那一年逃水灾,首尾相接的船只绵延几百里。
陈大受办事富有远见卓识,不落俗套。最大的特点便是不循旧理,敢于创新。遇荒年不禁商贾,不禁囤积,有人对此予以责难,他说:“商人贮米,得少利则散,民赖以济”。他主张“以工代赈”,由朝廷出资,招揽百姓修筑城池,建造庐舍,疏通沟渠,加固堤岸,既能帮助百姓度荒,又有利于公益事业。他注重工程建设质量,不随便省费,常说:“用省工恶,他日修更倍之,作百年之计,不宜节于目前”。他悉心治理,政绩卓著,使江淮数百万农户,在荒年中饥饿者得以饱食,死亡者得以掩埋,为当时封疆大臣中所罕见。
乾隆十年(1745年),皇上下旨免除第二年的钱粮,陈大受上疏请求核准各项水运赋税规则,又汇集核实土地人口的消耗和剩余,与水运各项一并整理完整;斟酌核定业户减租的标准,告令全省一起遵照执行。这一年,陈大受与元和县学训导吴中衡,重修紫阳书院。
陈大受处事不顾自身的利害得失,曾说:“历事多而利害明,受害即在此。”这句话,传诵甚广,清代文学家方苞就认定此话属于名言“可为庸庸者之药石”。
乾隆十一年(1746年),陈大受加太子少保,调任福建巡抚。在福建,他注重定众安兵,让人民休养生息。尤其是在对台湾问题上,他又有自己的思路。台湾一岛孤身海外,按旧例每年进贡、纳税都要将米谷用船运至大陆内地。由于所索太多,积岁压欠。他洞悉其弊后。一概免除租税、罚款与劳役。陈大受思忖台湾本为福建藩属,同为同宗同胞的骨肉相亲,于是,又增拨粮40万石粮食去救济岛上的百姓,台湾百姓无不欢呼雀跃。
乾隆十分欣赏与满意陈大受的政绩。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冬,将陈大受提升为兵部尚书。乾隆十三年(1748年)春,又转任吏部尚书。三个月后,任军机处协办大学士。教习庶吉士。侍讲经 ,当了皇帝的先生。这时,朝廷正对金川用兵。陈大受日夜被召见,参与讨论国家军机大事。金川战事平息。陈大受以劳绩晋太子太保,加军功三级。乾隆十六年(1751年)去世,谥号文肃。
陈大受为人处世敢于坚持原则,敢做敢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曾说:“历事多而利害明,受害即在此。”清代文学家方苞认为这是名言:“可为庸庸者之药石”。
陈大受(1702—1751年),字占咸,号可斋,祁阳金兰桥人(今祁东金桥镇)。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进士,选庶吉士。乾隆元年(1736年),授编修,御试第一,擢升为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后任内阁学士、吏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太子少保,兵部、户部、吏部尚书。乾隆十三年(1748年),升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外任安徽、江苏、福建巡抚,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乾隆十六年(1751年)积劳成疾,卒于两广总督任所,谥号文肃。
■蒋昭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