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蕴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现，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如果《春秋》没有大义，其文本属性将往何处转？如果不是通过微言来寄寓大义，《春秋》的文本性质也就根本没有理由被转换。

　　《公羊传》的解经模式赋予经典诠释以开阔的空间，使经典的诠释不会因拘泥于经文而窒息。《公羊传》主张突破文字的限制，甚至有的时候似乎已经失去了对经典应有的尊重，实际上，这正是经典持续生命力之所在。经典能超脱时间的限制，可以不断地因应新时代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诠释者的这种创造性的诠释。也正是借助于此，公羊学的理论既可以在汉武帝时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现，又可以在晚清容纳西方思想，成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面貌和政治进程。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