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今年，贺师傅暂时打算不在外打零工了。

　　贺师傅今年60岁，家住珠晖区东阳渡镇兴湘村。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来到城里开始了打工生涯，在一家运输公司当司机。直到今年，由于年龄偏大，又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加之父亲瘫痪在床，他不得不打算辞去工作，明年在家照料父亲。

　　“父亲得病后，我的兄弟姐妹每人出钱让我照料父亲，一个月大概有3000多块，跟我上班工资差不多。”贺师傅告诉记者，如果父亲离世，兄弟姐妹这笔钱也不会再给他。所以，他最担心两个问题——养老和医疗。“也许会再到外面找活干，实在干不动就只能靠子女了，但子女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能全靠他们。在农村生活，吃喝都好办，就是怕生病。”

　　贺师傅是高龄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平均年龄为39岁，比上年提高0.4岁。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9.2%，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

　　高龄农民工群体正陷入“留城工作难找、返乡缺乏依靠”的困境：无论是留在城市里打拼“讨生活”，还是返乡继续“干农活”，都面临着养老、找工作、职业病等问题。

　　养老、医疗是最担心的两大问题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如今的高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上世纪80、90年代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他们多从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体力的下降，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

　　今年55岁的许师傅年轻时挑过水泥砂子、做过木工，后来又学过焊工，如今在我市一家工厂焊接零件。许师傅每天清晨6点起床上班，一直干到中午12点吃午饭。下午2点半上班，6点下班，活多的时候要干到7点甚至更晚。他每个月拿3000多元工资，单位管住，但不管吃，也没给他买保险。

　　对于目前的境况，许师傅并没有太多抱怨。在他看来，他这个年龄，只要能挣钱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也想干挣得多的活，可是人老了没人愿意要。”

　　在衡阳做小工的刘华强是湖北人，今年64岁，每天工钱100多元。“因为是打零工，所以没有保险，我就担心出意外。如果出了意外，没有工伤保险，家里负担不起啊。”

　　“在当下，纯粹务农已经很难挣钱并维持体面生活。高龄农民工这一代人已经不太可能纯粹靠回家种地来解决自己的养老和医疗问题，他们必须通过其他办法挣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村就业科科长王先亮告诉记者，许多高龄农民工不是不想退休，而是不敢退休，因为他们中许多人要给自己挣养老钱。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为改善家庭生活条件而奋斗，老了还要靠自己养老，真是让人心酸。

　　企业要求高，造成高龄农民工“求职难”

　　“近年来，用工企业招工难、用工荒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另一方面，高龄农民工甚至年轻大学生却面临求职难的现状，反映了就业现状的结构性矛盾。”王先亮解释，因为企业对招聘人才的要求很高，而事实上高龄农民工因为文化水平低、技能差、年龄大等原因难以达到企业要求。

　　王先亮表示，农民工群体细分为高龄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群体虽然都被外界视为农民工，但是在人生理想、社会期待、工作态度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体力劳动量很大且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建筑业和一些低端服务业，如今已经很难招到第二代农民工，只能靠吃苦耐劳精神相对更强的第一代农民工来填补这个空缺。

　　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多年来，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体力型”行业收入水平较高。尤其是建筑业一直排在前列，且增幅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但现实中，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越来越大，已经开始难以承受重体力劳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建筑业、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工作的工资一路上涨。

　　养老医疗保险政策多管齐下

　　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自2000年后，该局联合相关部门举办了一系列“春风行动”活动。活动期间，全市举办专场招聘会，帮助返乡农民工等各类求职人员达成就业意向，有效地促进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创业。

　　以2017年和2016年为例，2016年我市举办专场招聘会79场，进场求职人员37万人次，力促9.7万人次达成就业意向。2017年，全市共举办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71场，进场求职人员37.2万人次，达成就业意向8.4万人次。

　　针对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处处长唐术平告诉记者，2009年我市推行农保政策在耒阳进行试点，2010年在常宁进行试点，2011年，在衡南县、衡阳县、衡山县、衡东县、南岳区等县区进行试点，2012年实现全市覆盖，覆盖人数达到320万人，其中农民工参保的比例达30%—40%。缴费标准从100元至1000元共分为10个档次。

　　2014年，我市将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具有本市户籍，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标准设为100元至3000元14个档次。

　　“从2012年至2016年的参保情况来看，农民工缴费人数逐年增长3%—5%。目前，60岁以上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达97.6万，农民工占30%—40%。这充分说明了惠民政策的出台切实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唐术平说。

　　与养老退休无保障的问题一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成为了高龄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市于2005年开始启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逐步在全市推广。2017年2月，我市颁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截至目前，我市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人数达650万，其中农民参保人数达567万，全市基本实现覆盖。”市医疗保险中心医审科科长彭南极向记者介绍。

　　既要惠及高龄农民工

　　也要服务新生代农民工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城镇劳动密集型行业留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农民工，这种城镇企业用（农民）工年轻化的趋势持续了近20年。”王先亮分析，2004年爆发了全国性的民工荒，背后并非是缺乏农村劳动力，而是缺乏劳动生产率高的青年农村劳动力。在当前状况下，虽然农民工的工资连年增长，但这样的工资水平对那些想要在城市安家落户的新一代劳动者来说，吸引力仍不够，只有那些工作在城市、未来会回到农村的劳动力（高龄农民工是典型代表）愿意工作。即使高龄农民工目前还能继续工作，但他们也有老去的那一天，到那时，谁来填补高龄农民工留下的空缺？

　　他表示，要应对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治本之策应该是让年轻的劳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体面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权利，让他们获得归宿感和认同感，激发他们身上的创造力。“新生代农民工本质上已经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想留在城市，维权意识和行动倾向更为明显。这就要求企业和农民工都要从长远考虑，改变观念，而政府应从完善社保体系、协调地区发展等方面着眼，多方施策。另一方面，调整扶贫政策和待遇机制，多从养老医疗方面惠及高龄农民工；另一方面，从大力加强新型技能人才培养，完善劳动者成长成才的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去服务新生代农民工。

　　一高龄农民工正在工地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