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的关系，记者也曾采访郭建衡。但是，正式地坐下来，回顾他这一辈子参与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重修石鼓书院，还是在今年5月中旬。

　　采访当头，一名市民带着搜集的一些族谱、古书给郭建衡看看，郭建衡拿起一本族谱，一翻翻到一页，上面是一个叫“谭鑫振”的人为这家的节妇写的一篇文章，郭建衡点点头表示知道这个人：“谭鑫振代表了石鼓书院最后一期辉煌，衡山人，是石鼓书院的生徒，当时那一年石鼓书院有三个人中进士。随后，书院就改为学堂了……”记者差点忘记了，石鼓书院重修时，除了功德碑和石鼓书院记，其余的介绍文字的执笔都是郭建衡，而他的一本关于石鼓书院的书，也已经成形。

　　见证历史的石鼓石碑

　　2006年，衡阳市重修石鼓书院时，郭建衡是重修石鼓书院委员会下设的建筑设计施工组文物征集和陈列展览部陈列设计组负责人，而在此之前，石鼓书院重修的方案也是他带领大家拿出来的。 

　　商定方案时，市社科界召集相关文史文物专家讨论。大家主要争议的问题就是，三绝碑是否存在，是否应该恢复？石鼓书院到底有没有石鼓，现存的石鼓应该怎么办？王船山像是否应该进入石鼓书院？

　　关于王船山像的问题，没有很多争议，因为王船山年表上没有明显的资料显示，王船山与石鼓书院并没有有很多联系，本着尊重历史的缘故，王船山像不必进入石鼓书院。

　　而专家们在其余两个问题的争议中，将重修石鼓书院的历史观越辨越明。

　　针对这些问题，郭建衡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三绝碑本来就不存在。因为朱熹写《石鼓书院记》时张栻已经死掉7年或者10年了，他不可能帮朱熹用书法来书写记。”但是，石鼓山上的确曾有韩愈题的石刻，这个北宋时期有人见到。所谓“韩愈题”，到底是韩愈自己的诗自己书写，还是韩愈的诗，再由张栻书写刻在石碑上，都无法考据。

　　如果“三绝碑”的说法并不成立，那解放后衡阳人从湘江河里捞出来并放在博物馆的碑是什么碑呢？郭建衡告诉记者，石鼓书院曾经有很多碑，历代重修石鼓书院，都得刻碑。比如明代衡州知府就刻了一块碑，碑上有合江亭的图、韩愈的诗以及这个知府附和韩愈所写的诗。如果这块碑没有在抗战期间被毁掉的话，现在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知道明代合江亭是什么样子。

　　1962年，衡阳召开船山学术研讨会。1944年战后石鼓山上还残存一些石碑，加上上世纪五十年代湘江里打捞上来的一些石碑，都被搜集起来，放在了博物馆外新建的碑廊里。这些碑里包括朱熹的《石鼓书院记》碑。

　　郭建衡推测，这块碑也不是原碑，“但是不是现在的，也不是民国时期的”。碑刻，在古时候具有记事的重要作用。

　　郭建衡考证，石鼓书院曾经历大约10次大的重修。历代重修或修葺石鼓书院的人会立下一块块碑，这些碑经岁月更替或毁或风化，后面的人还会补上新的碑刻。这些，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物，可惜，都在文革期间被砸碎了，变成岳屏公园里登山的踏步，后来就被逐步清理出去。

　　记事的古碑不复存在，那石鼓是否有前朝旧物呢？这还是得从石鼓山名字的由来说起。关于石鼓之名，一说是山形象鼓，二说是惊涛拍浪像鼓声，所以叫石鼓山。至于石鼓是否存在，晋代罗含说“鼓鸣则有兵革之变”，郦道元甚至说出了“石鼓高六尺”，唐以前还有卢龙推鼓的故事，说卢龙把鼓推到湘江里去了。但是卢龙的生平不可考证。不过石鼓山曾建过卢龙庙保平安，庙毁则灾祸不断，宋代又恢复了。后来，到了明朝，有好事者，竟真的凿了一面石鼓。到了清代，一名湘军将领还委托驻军到湘江去找过石鼓。

　　考据这段历史，让郭建衡自己也觉得好笑。当时与会专家，衡阳师院的肖平汉教授听了，拊掌而笑说，“好事者”三个字用得太好了。 

　　不过，当有人提出，是不是要将1965年这面石鼓毁掉。郭建衡又认为万万得保存。一是历史上确实有鼓；第二是因为这面石鼓，是1965年我市在财政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在石鼓书院旧址上简单暂修石鼓公园的见证。

　　当时郭建衡很动情：随着石鼓书院重修的铲车开进石鼓山，石鼓公园的亭阁都被推倒重建，这面石鼓，也就是石鼓书院留给我们的唯一历史实物了。 

　　当然，郭建衡并不知道，后来他会随着重建施工队进入现场，在石鼓书院旧址上挖到一块衡州知府李跋写的院训“蹈和碑”。

　　忍痛割爱仰高楼

　　衡阳市重修石鼓书院有三个原则：一是既要恢复石鼓书院的全貌，又要考虑现在旅游的需要；既要建设好，又要考虑市里的经济实力；既要恢复原貌，又要考虑到视觉效果。

　　书院在唐以前并无讲学的功能，只是私人藏书读书的地方。从衡州刺史吕温题诗《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中可以看见，唐中期李宽开始在石鼓山建房子读书。但也是“李宽中秀才书院”，并没有“石鼓书院”的说法。

　　但是，石鼓山却很有名。唐初刺史齐映在山上建了合江亭。韩愈被贬时在地方官员的陪同下游览石鼓山题《合江亭记》，让石鼓山的名气更大了。韩愈所说“绿净不可唾”的就是合江亭又名绿净阁的来由。

　　宋代，李士真在石鼓山建立了正式的书院，招收生徒。皇帝两次为书院写院名，让石鼓书院名声大振，成为“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但是纵观所有，只有清乾隆年间衡阳、清泉两县县志才留下比较形象的石鼓书院的建筑建制。 

　　书院具有藏书、祭祀和讲学三大功能。清朝石鼓书院建制中，在合江亭和大观楼之间有个仰高楼，仰高楼是藏书楼，而楼下就是讲坛。

　　历史上石鼓书院的建筑密度很大，可是，按照现在旅游的需求，要在石鼓山上建一个仰高楼，就意味着书院内部没有一块空地，游客参观没有缓冲地带，安全隐患比较大。为此，仰高楼的藏书功能就得移到大观楼上，而讲坛就不再设置了。

　　专家们有异议，石鼓书院当时一位主管石鼓书院重修、也是一天到晚和郭建衡他们驻扎在山上的市领导找到他们做工作：“仰高楼这块地能不能先空着？”

　　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郭建衡心头的一个遗憾。遗憾的还有临新门没能恢复。 “临新门是书院门口类似牌坊一样的建筑。是书院入门的一个标志。在方案中，我们想把其作为石鼓书院的延伸，建在石鼓广场外。临新门没有建所形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王闿运、左宗棠的两副写石鼓书院的对联没有展示出来。”

　　重新进入文物名录的石鼓书院

　　重檐歇山顶，石鼓嘴上一座惯看江渚的青瓦白墙湘南建筑，这是游客对石鼓书院的第一印象。但是，很多游客并没有注意，它是一座没有动用钢筋水泥、遵循文物修建规格的建筑。　　

　　郭建衡介绍，除了砖没有用青砖，用的是红砖。书院其余的建筑材料，都是古代建筑材料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房梁和木柱子都是采用号称千年不朽的菠萝格木，光是这个，就让书院的建筑造价提高了一两百万元。其余书院内的香案、椅子等，也都是按照清朝的形制去制作。至于学生住的号舍里陈设为什么是两张床、一个桌子四张凳子，也是考虑到体现书院既要环境安静又主张学生之间要互相交流、质证的教学理念。 

　　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脱胎漆工艺在书院9副楹联匾额上的使用，让郭建衡来回在衡阳与江西鄱阳之间督工，不敢马虎。“木头上的漆必须干，干了后再蒙布，木头上蒙的布必须要有多少层，并且干了后才上漆，如此工序反复，验收一道，才进入下一道工序。”

　　“山门、御碑亭、李忠烈公祠、武侯祠 、大观楼内外、合江亭、绿景阁……”郭建衡掰着手指给记者比划楹联匾额挂在哪，末了感慨：“名人楹联和书法是重修的石鼓书院的一个特色，我们就是不想让捐钱的市民来说我们，你们就是这样做事的呀，刚挂出来的楹联就开裂了……”

　　当时，郭建衡外出考察发现，四大书院 “没有谁像石鼓书院曾遭受过这么大的破坏。庐山书院范围比较大，房子一路摆过去，很开阔，嵩阳书院本在城中，还有两栋建筑比较完整，但是他们将新的书院恢复到商丘古城门外，房子都是像恢复黄鹤楼、滕王阁一样，用的钢筋混凝结构，但是中国古代建筑要素是木头的，木头斗拱有一人多高……”

　　对于自己参与的这次衡阳历史上的重大文化事件，郭建衡是这样评价的：“我认为文物是人类活动的历史遗存。曾几何时，石鼓书院也曾失去省级文物身份。而石鼓书院重修正因为在总体上按照历史风貌布局、按照文物的修旧如旧重修，得到实质性的肯定。2011年湖南省公布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石鼓山摩崖石刻位列其中，并且后面打了括号注明，‘包括石鼓书院’，这说明石鼓书院作为文物点受到文物法律法规的保护。”

　　■文/ 本报记者   何  芬　　图/本报记者  黄  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