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也就是1985年农历年底，19岁的我在渣江区官埠乡政府做文化专干。刚上班，就被安排带一个工作组去村里收“三级上缴”欠款。所谓的工作组，实际上就是收款组。主要任务是清理并收缴历年上缴提留老欠。组长由乡干部担任，成员是从各个村抽的村干部、党员，以及村民中能说会道、不怕得罪人的积极分子。根据各个村欠款额度，分成一般和重点村，按任务轻重缓急进行力量搭配。重点村是老大难村，一般由乡长或者分管财贸的副乡长带一个大工作组，再分二、三个工作小组。规模仅次于计划生育工作组。因为，那时候乡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被概括为“两要”，即戏称的“要钱要命”，都是硬碰硬的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数十万上百万的钱，从村民手里一分一角的收上来，那可是需要面对面摆道理、讲政策、算细账的。当然，也有工作方法简单的，性格特别急躁的，采取“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的粗暴方式，牵猪、挑谷，甚至抬棺材，把矛盾激化，引发冲突，不可收拾。事实上，遇到一哭二闹三寻短见的对象，你想霸蛮处理，恐怕惹的麻烦就更大了。弄不好，就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与现在从招商引资、企业改制、拆迁中看乡村街道干部的工作力度和工作水平，道理差不多吧。
时近年关，区、县每天对财政入库进度排名通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乡干部全部到村里包点，在规定的时间内，结合处理遗留问题，必须完成多少上缴提留任务，实打实的硬任务，不可能走过场的。我被分配到井塘村，与团委书记、妇联主任三个人各带一个组。我具体负责上定塘、下定塘、麻子塘、小町几个村民小组。村支部书记叫陈冬生，村主任叫陈凝安，村会计叫陈兴益。在支部书记家简单碰头后，就直接带着工作队员到各个屋场去做工作。陈会计拿着账本，通知各组组长在前面带路，逐户上门。
井塘村距乡政府不到一公里，坐落在渣溪公路旁边，属于石狮堰水库灌区范围。乡粮站也在这个村的地盘上。土质虽然同样是紫色页岩，但是由于交通和水利的便利，在整个官埠乡算是经济比较富裕的村。但是，这个村是官埠巨族陈姓最集中的聚居地，素来民风彪悍，而且能言善辩之士颇多。井塘大屋就是陈氏祖堂，彭玉麟的姑父、恩师陈常泰，当年就在这里设馆授徒，经馆至今还在。多年来，这个村的民间纠纷官方一般不予过问。相应的，这个村的中心工作难度也最大。这次乡政府安排我们三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负责井塘村，显然有相信我们的意思，更有锻炼我们之意，也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只有硬着头皮去走村串户了。
我去的第一站是上定塘。就在渣溪公路下面，十七八户，100来人。大部分住在老屋场，还有几户住在公路边。墙壁上到处张贴着红纸标语：积极行动起来，打一场清缴欠款的攻坚战！积极完成上缴提留任务，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等等。与标语的热烈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村民们普遍的冷漠态度。大部分人家大门挂锁，不知道主人去向。陈会计是个老村干部了，连三岁小把戏他都认识。只见他吆喝着村民开门，或者要谁去喊谁回来，看起来很严厉的样子。他竟然知道哪个在屋里睡觉，就用力推门，恶声恶气地喊：“你还在躺尸呀？钱搞来了吧？来来来，缴吧!”或者对着在土边淋菜的农妇喊：“堂客，客来嗒！还不回来招呼？”对方并不客气，说：“晓得，老客！供冇好久，吗又来嗒？”看他们打情骂俏一样的问答，我不知道如何进入主题，组长的感觉一片茫然。跟着我的三个工作队员是计划生育工作组的老手，面无表情，见怪不怪了。
一个上午很快过去了，冷火清烟的上定塘，陆陆续续有村民回家做饭了，因为小孩子就要放学回来。我们几个终于收了三四户人家缴的100多块钱。而据传来的消息，有的工作组上午已经突破了1000元，让我大吃一惊。同时，隐隐约约听工作队员在议论，说有的工作组好有魄力，已经喊拖拉机拉了几十麻袋谷送到粮站了。刚才看到乡长亲自骑单车赶过去了，说是中午乡领导和大组长们在那里开现场会呢。“我们还冇惹湿手！”意思是太客气了，还没开始动手。这个动手，指的是破门抬东西，以逼迫村民拿钱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应该霸蛮，搞一两户看看？陈会计说：“你是组长，你广动手就动手。我保证把账算清楚。”我问：“欠款的有冇有干部家？”陈说：“有！”我下了决心，忙问：“哪里的干部？”陈说：“老书记。”我一挥手，说：“看看去。”
一群人兴冲冲来到堂屋左侧的人家，进门就是厨房，烟熏火燎得一片乌黑。里间是住房，杂乱无章。床上有人，灰白的头发乱糟糟的。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缩头缩脑，软塌塌的靠在门槛上。抬头看，楼板铺到一半，蜘蛛网和灰尘在飘动。我有些怀疑，问陈会计：“老书记呢？”陈平静回答：“在黄土里享福嗒。”我哭笑不得，这个陈会计啊，你什么意思啊？“我冇广错。一来是老书记，二来是欠款户，欠的还不少呢！426块3。即屋不处理好，上定塘莫想搞清白。”我吓了一跳，426块3？我一个月工资才48块啊。怎么欠了这么多？陈会计依然一脸平静，说：“你不晓得，年纪大一点的哪个不晓得陈康焕？当几十年大队书记，风里雨里，没日没夜，最后落下各结果。你看，老书记自己累一身病，老来冇钱降，死啦好多年啦，丢下婆婆也一身病，就各样子躺床上。大崽三十多了，还打单身，各是小崽，你看。”
一口一句“你看”，听来颇感刺耳。我怎么没有看到呢？这样的人家，不仅仅是贫困，而是破败、衰败。一个当了几十年支部书记的人家，家徒四壁，家破人亡，这现实确实有些残酷。这家的老大从外面回来了，矮矮的个头，毫无生气的样子，口气很冲：“来做吗个？来拆屋吧？恰好要饿死了，三具板（棺材）一起攘吧！”这个时候陈会计眼睛一瞪，斥责着：“猛子！哪个来拆屋？来问下你娘好些没有，你屋情况工作组了解下，也好向乡政府报告解决噻。”我说：“想办法送你娘去医院看看吧。”老大又闹起来：“想办法？想吗办法？楼板都让你乡政府撬走啦。狗日各！”
怎么办？陈会计盯着我看了看，说：“上定塘欠款最多是陈康焕老书记家，他家问题不处理好，莫想搞清白。5、6年的账冇算了。不清理好话，怕工作组走不出呢！”我头皮一麻，再次看了看这户特殊的人家，带着人马来到公路上，大家蹲着议论起来。七嘴八舌，意见不能统一。显然，穷到这样的境地，再撬楼板已不能解决问题，我也下不了这个手。再者，毕竟是老书记家，情况特殊。但是，这么大一笔欠款不缴，这个组的问题就无法处理，会拖整个工作的后腿。陈会计说：“是不是给乡政府打个报告，作为特殊情况解决？”我说：“行不行啊？”陈会计说：“行不行，就看乡政府领导吗处理了，报告归我们村里打，你签字证明情况属实就可以了”。
报告当场就写好了，要我签意见时，我有些不放心，再次问：“行不行啊？”陈会计肯定地说：“确实是特殊困难，国家应该解决。又冇捏怪（造假）。”于是，我签上“情况属实。”想了想，又在后面添上一句：“表示同情”。陈会计小心翼翼地把报告放到提包里，和和气气地说：“先吃饭吧。慢慢来，莫急。好多年的问题，一两天就可以解决？除非是神仙咯”。
没想到，这个报告当晚就引起了乡党委的重视，马上开会研究处理意见。当时的书记叫凌端成，乡长叫彭显奇，副乡长有两个，一个叫凌均良，一个叫唐华国。乡政府没有大门，就在小街中心。我一回去，只见大家三三两两聚集在走廊上议论什么，看到我，笑得有些神秘。其中有个干部笑嘻嘻地说：“情况属实”。我明白他们在议论什么了，有些忐忑不安。恰好碰到凌均良副乡长从楼上下来，我问他：“凌乡长，是不是我那个字签错了？”凌副乡长微笑着说：“也没有错。井塘村干部晓得你会心软，故意让你签字，你是代表乡政府去的，你表的态就是代表乡政府啦，肯定要算数。党委正在研究。”凌副乡长停了一下，说：“只是这笔钱不少，大家有些看法。要免，乡政府就空了一个眼。这也不能怪你，以后就有经验了。”
乡领导没有哪个批评我乱表态，乱签字。反而根据我的建议，抽调了三个有经验的村组会计，进驻上定塘组，对一团乱麻的财务进行清理。仅仅一个星期，就理清了财务往来，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一一作了处理。鱼塘重新开标，老欠全部兑现。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清理结果的时候，有村民燃放了鞭炮，握着我们几个人的手，一再表示感谢。说没有想到这个工作组会这么认真，真的把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都处理好了。
时间一晃，多年过去了。2005年10月的一天傍晚，我在立新小区检查工作，步行在红湘北路，看到一排水果摊子摆在大街中心，同行的周局长是个很认真的同志，就说：“你们也不要摆马路中间吧？”水果摊贩们以为是城管来了，手忙脚乱起来。我一看，这个瘦瘦的老板好面熟呢，就问他：“你是上定塘的吧？”他大吃一惊，说：“是啊！你......原来在官埠乡政府吧？在我们井塘蹲过点吧？”我看到他旁边有两个孩子，非常机灵地在帮忙，就问：“这是你小孩吧？两个？”他乐呵呵地说：“是噻，两个书包，吗负担得起？”说完非要我收下两只梨子。我挥手道别，见到陈康焕老支书这个忙碌而快活的小儿子，我一下子想起当年那个伏在门槛上瑟瑟发抖的少年来，一时感慨万千，心里充满了那漫天晚霞一样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