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才文
瘆人的雨水中，我与友人凭吊了唐群英的故居。
说是春天，只因落着时紧时缓的雨水，幽幽的山风和着山路上的湿气，把行人捆得紧紧的，寒冷潮腻，缩手缩脚，觅不到丝毫春的影子。习惯告诉人们，在湘南，那山一拧一把水，那雨一拂一身湿，这种天气是不宜游山赏雨的。人们三五成群窝在屋里，围着火盆烤火，是最适宜的选择。正是这种天气，我与一二友人，去了唐群英的“是吾家”书屋。这绝不是一种明智之举，但也不失为一种特立独行。
“是吾家”书屋，始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坐落在原衡山县新桥乡黄泥町，也就是后来的新桥镇黄泥村。黄泥村位于衡山县西北部，与双峰县接壤，和曾国藩的荷叶镇天坪村老屋相距不远，但距衡阳市却有110公里的路程。“是吾家”书屋，占唐群英三吉堂老宅的一隅，是自家人读书的房子，因别家的孩子也在这里读过书，后人称其为“唐群英书屋”。书屋猫在山窝窝里。
山脚下，一栋青砖汉瓦式的老屋，簇拥在翠竹绿树之中，宁静庄重，与唰唰的稠雨调和成朦胧的凝思，敷在山洼里的虫草树木上，牵挂出缕缕的思绪。门前的一汪水塘上鱼跃着雨的音符，弹去蒙蒙的尘，戏弄着沉寂的弦，拂出拙重的乡间。路上无车喧闹，田里无人耕种，连鸟儿也躲了起来。寒天冷雨，细腻地为行者构筑了一个独享的世界。寂静，寂静得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置身于寂静之中，才感到寂静即是一种美妙的声音，有天的喁喁私语，有地的默言微笑，这可能就是天籁之声吧！不宜游山，则领略山的文静淑性，不宜赏雨，便品味到雨的乖拙。世间诸多不宜的事，往往都给了不宜者留下弥足珍贵的赏赐。
寒雨中的寂静，拨去了浓厚的尘，令人少有的清醒。看山，好似一幅恬然的水粉画册，我等或是画面上的某一毫色素；看宅，是一简线装的手卷，我等或是卷上某一丝纤维。暖暖的春光，使人散淡；烈日的骄阳，促人自负；深秋的落叶，教人悲伤；唯冬春相会的寒雨，令人扪心自省。
步入书屋，便缓缓摊开一段几乎被忽略的历史，此时我等便成为主体，咀嚼着那字里行间的陈迹。书屋的“是足下青云起处，吾家中紫气盈时”门联尚存，昔日的读书声，和唐群英年少时写过的“邻烟连雾起，山鸟唤晴来”的佳句，已经深深地嵌进古老的墙壁之中，摸之凸凹，触则回应。
唐群英，字希陶，生于1871年12月8日。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曾两次只身闯东瀛，人称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辛亥革命时的“双枪女将”，亦是我国女权运动的创始人，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称其为“女权斗士”。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会见唐群英时，赞誉她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授予她“二等嘉禾章”。康克清称唐群英为“一代女魂”。1912年4月8日，唐群英在南京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担任会长。1913年11月13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悬赏一万元通缉唐群英。
“是吾家”老宅是唐群英的出生地，也是她最终的归宿地。书屋是她的发蒙处，也是她最后的凝思处。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逝，长眠于这里。当时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发来唁电，以示悼念。唐群英离开书屋出行时，带去了读书后的思考，归来时，除了著有《吟香阁诗文集》，她本人已经是一部厚重的书。在关于唐群英的诸多记载中，她怒掴宋教仁耳光的文字，让我读了一遍，还要读上一遍。
宋教仁，湖南桃源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组织湖南“华兴会”的始创人之一，是中国“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国民党的“三元老”(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之一。中国同盟会的前身，是湖南华兴会和广东兴中会等团体。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赤阪区霞关阪木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与唐群英同时入盟，宋教仁担任湖南分会副会长。在湖南“华兴会”时期，宋教仁与唐群英既是同道又是友人。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主持改组事宜。统一共和国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政团，要以取消民生主义，取消男女平权等为先决条件。宋教仁为求合并成功，对这些要求原则上接受。8月25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不仅没有通知女会员们参加改组的筹备工作，还在新党章中删除了原同盟会政纲中关于男女平权的条文。
唐群英在众多女会员的簇拥下，冲上主席台，质问宋教仁：“何以擅将党纲中男女平权一条删除？”要求其向女界道歉，并在党纲中加入男女平权的内容。宋教仁面红耳赤，尴尬无词。失望、愤懑、盛怒之下的唐群英，上前掴了宋教仁一记耳光。林森上前想说什么，未及开口，也挨了一下。宋教仁捂着面颊退避，唐群英率领全体女会员愤然离场。
打人者是为了“男女平权”，被打者也是因为“男女平权”。打人的唐群英抛开了昔日的个人友谊，被打的宋教仁，由于是执行改组筹备的决定，难免愧怍。巴掌确实落在了宋教仁的面上，其实是打了专权和专制的脸上。“男女平权”是诸多平权的一个侧面，在平权的内容上，少了任何一个平权的侧面，都将是伪平权和假平权。
历史有时相似得像一对双胞胎，在唐群英为“男女平权”而奋斗的时间段，中国之外的世界亦发生着“平权”之战。1903年3月8日，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的女工，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和歧视，争取自由平等，举行了大罢工和示威游行。1908年3月8日，美国的1500名妇女在纽约市游行，提出的口号是“面包和玫瑰”。面包象征经济保障，玫瑰象征较好的生活质量。他们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报酬，享有选举权，禁止使用童工。1909年3月8日，还是芝加哥市的女工和全国纺织、服装业的工人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1910年8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7个国家的代表，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同时还讨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争取8小时工作制和妇女选举权问题。1917年，俄国妇女号召于2月23日罢工，以要求“面包和和平”……
历史虽不可复制，但相似的重复性，总是魔咒般鞭笞着专权和专制。读过历史的那一个章节，我们会发现，唐群英和中国之外的女杰们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天下兴亡，人皆有责”，这里的“责”即是权力和权利。他们所维护的绝非某一个人的什么利益，而是整体的权力和权利，已经超越了性别范畴。权力和权利向来是具体的，虚无的口号只能是政治骗局。一人之利是私欲，群体之利，才是权利和权力。权是利的载体，但利不能承权之重。权是平衡利益的最终杠杆，杠杆的支点则是民众。放弃权利和权力去追逐所谓的利益，是对专权和专制的纵容。
唐群英面对《国会选举法》无女权条款，在联合沈佩贞等人与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激辩时宣称，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我们也决不承认他为大总统。这不仅仅是胆量和气魄，而道出了总统与民众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相互承认关系，没民众支持的总统最终不是总统。这正应了袁大总统必然下场的验。
生活中有一种现象，当世人都在议论和关注某一话题时，那就说明被议论和被关注的话题所涉及的内容，已经严重缺失了，并且已经伤及到绝大多数。在关注和议论得不到及时妥处时，其必然结果，是掴耳光。只是看这些耳光会落到哪个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