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华

　　湘学泰斗王闿运是衡阳人？可能相邻的湘潭人和长沙人都会感到惊讶。据其《邗江王氏族谱序》开篇称：“余家自赣来湘，居衡阳，后迁湘潭，将四百年矣。”王氏先祖于明代自江西徙居衡阳西乡，居数世，有王东山者，于宪宗成化年间（1464-1487）迁居湘潭城外，卜居黄龙巷，王闿运则生于善化（今长沙）学宫巷。他活了84岁，其中却有37年是在衡阳度过的——试问人生有几个37年？

　　清朝咸丰七年（1857），25岁的王闿运参加湖南乡试，中第五名举人。他先是结交了湘中第一人曾国藩，随后结交了朝中第一人肃顺，再结交川中第一人丁宝桢。同治四年（1865），王闿运为避肃顺之祸，举家迁居衡阳西乡洪罗庙石门常大淳墓庐，“出则以林树风月为事，入则有文史之娱，夫读妇织，以率诸子”（《思归引》序），“自是凡十二年焉”（《清王湘绮闿运先生年谱》）。这是他一生学问最得力时，“笺经赞史，旨在是时，而诗境亦自此始益博大。使先生不遇挫折，或尚风尘奔走，未必有此成就”（萧艾《王闿运先生评传》）。他还在石门观设塾授徒，衡阳名士夏时济（夏明翰祖父）、曾熙皆出其门下。期间曾访湘西草堂，考察邗江王氏，发现王夫之与自己不是一个家谱。

　　据说王闿运出生时，其父梦见神仙在家门上写下“天开文运”四个大字，因此取名王开运。后因清泉（今衡南县）知县王春波亦名开运，故于同治五年改为王闿运。隐居西乡石门观期间，多得衡州官绅遮护，其中就包括王开运。二人关系友善，曾同游鄂渚（江湘会流处东岸），亦于官阁中促膝谈心。王开运系江苏武进监生，同治元年至四年（1862-1865）任清泉知县，同治六年复任，翌年卒于任所，事见《同治清泉县志》。而该志乃王开运倡修，同治八年四月完工，衡州知府海宁人张士宽为序，没有证据证明与王闿运有关。王开运殁后，王闿运撰联哀悼：“生同姓，籍同名，又鄂渚同游，官阁谈心移月影；病相缠，火相惊，更兵符相迫，清泉余响咽琴声。”

　　王闿运“敛雄才于方纪”，先后纂修《桂阳州志》《东安县志》《湘潭县志》。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应曾国荃之请，前后花费七年时间，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十六卷。此志“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萧艾《王闿运评传》），却也给他惹来了许多麻烦，据传曾国荃扬言要杀了他。晚清小说《老残游记》提到王闿运：“这人负一时盛名，而《湘军志》一书做得委实是好，有目共赏。”这个评价是有代表性的，反映了当时的公正舆论。

　　彭玉麟说：“敝邑《衡阳县志》，深赖（王闿运）纂定”（《退省庵闲草》）。但同治十一年（1872）刊定的《衡阳县志》，卷首列名22人，彭玉麟领衔序录，采访编校多人，甚至连影图、缮刻者的名字都上了，却无王闿运的名字。

　　同治十二年（1873）腊月，王闿运的总角之交、儿女亲家邓辅纶带着儿子国谳、媳妇娥芳，自武冈前来石门探访老友，王闿运格外高兴。除夕之夜，岁暮风寒，围炉夜话；少年豪情，老大伤悲；把酒对饮，唏嘘不已。尤其是说到湘军咸同中兴，烽火弥天，家国之痛，哀者荣者，王闿运亲见亲闻，恍若就在眼前。邓辅纶认为应当记述下来，王闿运要与他联句，当年曾与之斗诗、并称“湘五子”的邓辅纶“谦退固辞”。岂料，王闿运“激发鄙情，亦时远事众，诚非率尔所操。因及暇时，辄缀数语，积日所得，总为一篇，命曰《独行谣》。”（《独行谣》自序）他花费大半年时间，撰就长篇歌谣体《独行谣》，共30章，448韵，4485字，乃其抒发人生感慨之情的经典之作，可视为《湘军志》的姊妹篇，同属研究湘军和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史料。

　　王闿运与彭玉麟相识于湘军初创，关系一直非常好。同治九年（1870）正月初五日，王闿运曾专程赴渣江何隆町（今渣江镇和睦村），给病退在家的彭玉麟拜年，畅谈家事。五月十日，代彭玉麟撰《山房记》。光绪三年（1877）九月，彭玉麟回乡养病，恰逢王闿运要离开衡阳了。彭玉麟亲自为他饯行，席间作《王壬秋孝廉居吾衡十二载，今倦游归长沙祖饯，即席口占，以当骊歌》一诗，诗云：

　　客居衡阳十二年，主人深愧不能贤。

　　桃花潭水今时浅，芳草天涯别梦牵。

　　文献新劳征故实，江淮后会续前缘。

　　唾壶击碎成何事，一曲阳关唱别筵。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相继受聘为成都尊经书院主讲、长沙思贤讲舍主讲、衡州船山书院山长，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1891-1915），自谓“掌教船山二十五年矣”（《湘绮楼日记》）。他受彭玉麟临终之托，在东洲岛上重新创建船山书院，力倡船山学说，培养了一大批经世致用之材，成为一代教育宗师。其弟子著名者杨度、刘揆一、杨钧、齐白石、释敬安、颜楷、喻谦、向燊、夏寿田、蒋啸青、程崇信、马宗霍等，皆自衡阳东洲岛顺江而下，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不过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笔者有专文《试看东洲桃浪暖》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