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清

　　在一次朋友聚会间，我获得一本《船到衡阳柳色深》。回家后，我独坐一隅，泡上一壶清茶，便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在意随景到、笔借目传的文章中，零星琐碎的往事如波光潋滟的湖水，刹那间流光四起，温暖着我的韶华，又化作一把钩子，引得我阵阵酸楚，以至于老花镜片上也泛起了一圈白白的雾霜。

　　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吃过苦、受过磨练，且经得起考验的一辈人。那个时代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虽然家家都穷，但人人上进、斗志昂扬。三年自然灾害，地里庄稼都长不起来，普遍吃不饱，但是大家毫无怨言。在作家李慧星的散文《步云桥记事》中记叙着：“读书、当兵成了步云桥人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女人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上要侍奉公婆，下要抚养幼小，全家的柴米油盐都要从鸡屁股里一点点抠出来。”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人。我们黄盖湖区的人，虽然粮食比山区稍微好一些，但是手上的钱少得可怜，每家绝对拿不出5元现金。于是，我母亲把那点皱巴巴的纸币常年装在一个红布袋里，出门干活就绑在腰上。晚上睡觉，先四四方方地叠好，小心翼翼地抚平，再塞入枕头底下她才安心入睡。那时候，鸡蛋不是天天都有吃，书也不是人人都有读。我因为是满崽，就多次经历过母亲偷偷将荷包蛋埋入我的饭碗底，吃饭时不敢明目张胆，还生怕哥哥姐姐发现。我读高中时，有一次，哥哥担了100多斤自家地里种的菜瓜，走了5公里路，卖了4.5元钱，2.5元给我读书用，2元交给我妈妈买油盐。那时，每当我在母亲和哥哥平静的注视下接过钱时，我的内心是颤抖的、沉甸甸的，满满的感动冲上脑门，却又攥紧了衣角不敢表露出来。我想，这就是中国人骨子里最内敛、真挚、含蓄的情感表达吧。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份恩情像一粒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是母亲的关爱、哥哥姐姐们的帮助和礼让，我才有机会，并无忧无虑地安心读书、参军。

　　我一直为自己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感到无比自豪。尽管穷，内心却愉悦、精神很丰富。那时，天不亮我就背上帆布书包，提着二胡，同公社业余文艺宣传队员们一起，去田间地头或长江护堤工地，为在那里劳动的人们表演节目。尔后，又在月上柳梢头时，三五成群的结伴走上几十里泥泞小路回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如同树林驻足的麻雀，甚至高兴时，还对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吼上一首革命样板戏《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们肆意地笑、放声地唱，时至今日，我依然感恩这些只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成长经历。有些时候，我甚至感到惋惜，体会不到春耕、“双抢”、秋收的快乐。我们争着拖稻草、挑湖泥、送公粮，累了，大家就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起喝口冷水，听大人们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现在的孩子也体会不到乡亲们铆足干劲挣工分，盼望年终生产队杀猪买肉的快乐；更体会不到背着菜、米、柴去上学的时光。食堂工友从不区分好米差米，都和在一起，分钵子蒸。开餐了，大家都拿出自己从家里事先带来的咸菜，你一口我一口，津津有味，其乐融融。毋庸置疑，当时的生活条件与现在相比确实艰苦些，但贫穷的日子并不单调，也不乏味。尽管那些人、那些事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时光荏苒，故人已矣。生活却培养了我们这代人吃苦耐劳、团结互助、乐观向上的美好品质。乡亲们的憨厚朴实、厚德仁义的品格，永远影响着我和我身边的人，使我深刻理解了毛泽东诗词中“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意义。

　　可以说，时代总是造就着与它同频共振的那部分人，身处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热血的年轻人勇敢追梦。在书中，我又找到了他们的影子。例如：有祁东人在海南岛卖用席草编织的一次性拖鞋；有蔬菜科研所研究员旷碧峰加班加点地研究“大白菜规范化栽培技术”，为大白菜产量增产30%以上；有衡阳籍著名编剧刘和平先生将祁剧《甲申祭》推向全国；有紧跟县委重要决策、战略部署的年轻干部，根据新桥早市情况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引导村民将1800亩水田改种蔬菜瓜果近销衡邵、远销两广，为当地居民脱贫致富作出贡献；还有为家里还债、独自在广东开饭店的耒阳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各行各业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他们反哺着家庭和故乡，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一个能够创造美好生活的良性循环，我们每个人都受益其中。正如旷瑜炎先生在《南岳文定亭记》中写道：“在似水流年的岁月里，党和人民曾给予我一些光环，先进也好，模范也罢，这些在我脑海中都已飘然远去，烟消云散。唯有家乡让我魂牵梦萦，情不自禁。”这些至臻又干净的人哟，总是感念故乡的人与情馈赠的太多，所以才笔耕不辍、不遗余力地写下那些曾经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