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昂
我有两位兄弟般的同乡，他俩又恰是同胞兄弟——唐翼明与唐浩明。
我与唐翼明的友谊从少儿时起，今已近70载；而跟唐浩明第一次晤面却是在1983年，我43岁、他36岁的时候。说起我同他们兄弟俩的交往，还颇有点戏剧性。
1953年夏，我在衡阳县金溪乡高小毕业，因为交不起上中学的费用，辍学随父到离家20里开外的竹山冲造纸坊给人打工。一年后，回校补习一个来月功课，以便参加初中升学考试，于是插入了唐翼明这个班。
我与翼明两家相距不到4里。他在班里年龄最小，个头也较矮，坐在教室第一排。圆圆的脸蛋上两个甜甜的酒窝，笑起来很逗人喜爱。我发现他每堂课大抵听上十几分钟，就去看他的书了。厚厚的书本搁在课桌里，隔几天就换一本。而每回老师提问，他却总能快速准确作答，老师们也就为他开了“绿灯”。
随后便知道，他那位曾任蓝山县县长的父亲偕同母亲于1949年去了台湾。3岁的弟弟浩明过继给市二中理发的校工邓师傅做养子；7岁的他和5岁的妹妹回到老家由伯父抚养。伯父“土改”中划为地主成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久他妹妹病亡，他则替人放牛糊口。
因为都爱好文学，我和翼明很快成了好友。暑假里，我邀他到家里作客。白天一道干些农活，或上山扯小笋、采蘑菇，下河摸石螺、网鱼虾；晚上共灯而读，抵榻而眠。其时翼明患有头癣，我母亲用艾叶、老茶叶、金银花等熬水，替他一熏一洗，不过半月，居然痊愈。
1954年秋，我俩一同考取湖南私立新民中学（衡阳县六中前身）。虽然编在相邻的两班，课余常在一起。寒暑假他住衡阳城里亲戚家，而把一学期来获得的小山似的各种奖状、奖品一古脑儿塞给我，让我带给他伯父的儿女，他的堂姐堂弟们。那神情，令人想起把自己的金质奖章拿给孩子们玩去的居里夫人。
初中三年，翼明看上去心情不错，母亲按时给他寄钱。但有一回，我见他眼圈红了，像是哭过。我知道，这决不是因为纪律或学习上的什么事情。究竟为何，他又不说。直到12年后的1967年，已回母校任教的我，与当年翼明的班主任卢达仁老师一起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黑屋”，在一个秋雨淅沥的漫漫长夜，卢老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那回，县里来了两位公安，在同学们上课时，把他叫到男生寝室，用特种技术打开了翼明床下小木箱的铜锁，像要搜查什么“罪证”。然而翻来复去只搜去一方祖传的砚台……我这才恍悟翼明当初哭脸的原委。
1957年初中毕业，我考取了衡山二中，翼明则去武汉表姐那儿报考了武昌实验中学。嗣后一直保持联系。次年元旦，他寄我的印着新建的武汉长江大桥的贺年片，我珍存了许多年。高中毕业前夕，他来信说，因为父亲的“海外关系”，他上不了大学了，实验中学愿意破格留他当俄语教师。而我则因为父亲问题的牵连，1960年以衡阳地区高考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而被发配到一所草创的师范专科学校。
我于1968年秋被遣送故乡“劳动改造”。1974年春回校任教后，曾向武昌实验中学先后投寄二函，未得回音。翼明是定然不在学校任教了，他去了哪里？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莫非我的遭遇，也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光阴荏苒。1983年秋，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修改长篇小说稿。一天下午，来了一位身高一米七多，国字脸上挂着微笑的中年人。“你就是孝友兄？”他问。我一时纳闷，在省城文化教育界，认识我的都只知道李昂的笔名，谁能叫出我的本名？遂问：“你是？”他却卖了个关子：“家乡人，你猜！”我立时就想起唐翼明。但翼明是圆脸，这位是国字脸，而眉宇间的神情却极相似。于是我笃定叫了一声：“浩明！”两双手便紧紧握在一起。
原来，浩明1965年从市二中毕业后，本来志在中文系的他，因为考虑自己的社会关系，改为报考录取保险系数相对较大的理科专业。从河海大学水利专业毕业后，分配在衡阳地区水利局。“文革”后恢复大学招生，他又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古典文学专业，去年到岳麓书社工作。听说我来出版社了，他特地来接我去他家作客。
我们边走边聊。我这才知道，翼明在“文革”中也受到打击，三进“牛棚”。1978年初冬，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班；1981年毕业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攻读硕士、博士。
当日，浩明的夫人不在家，他自己下厨做菜。一面把他编辑的《古代散文选》《古代诗歌选》等书签名赠我。一看版权页，责任编辑署的都是“邓云生”。听说他父亲汇了一笔钱给邓师傅，要求让浩明恢复本来的姓名，而浩明并没有这样做———直到养父母都去世以后，他才把“邓云生”改为“唐浩明”。即此一端，亦可见浩明是何等重情重义之人了。
不多时，饭菜上桌。浩明的厨艺不错，冬笋炒牛肉、油炸花生、蘑菇蛋汤，都是家乡口味。连米酒也是用家乡的甘泉酿成。谈话间自然就提到他的工作，他正负责整理《曾国藩全集》。
因了同浩明的这次见面，我与翼明长期中断的联系得以恢复。回衡不久，我即收到翼明的长信，并他的《魏晋清谈》《玄学与文学》《江海人生》等著作，我也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他。
翼明从哥大毕业后，因为陪侍父母，先后到台北文化大学、政治大学任教。退休后定居武汉，担任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此后，我们常有书信、电话联系，亦时有诗词唱和。
回头再说浩明，他的三卷本《曾国藩》出版后，当即给我寄来一套，签名盖章，工工整整。随后，同为三卷本的《杨度》《张之洞》也于出书后第一时间寄来。浩明初任湖南省作协主席时，我正任衡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全市中学生文学社团活动如火如荼，市八中的成章文学社通过我聘请唐浩明担任顾问。他不但欣然接受了聘书，为其社刊题名，并为学生开设文学讲座，修改习作。一片殷勤扶植之心，没有半点名家“架子”……
我常想，翼明兄弟的功成名就，固然取决于他们的天资与勤奋，而尤其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分不开。如今，翼明兄弟都已逾古稀之年。浩明已辞去岳麓书社总编、省作协主席诸多头衔，只保留一个“岳麓书社首席编辑”称呼；而饮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学史专家唐翼明，仍为华中师大教授。教授，编辑，兄弟俩都还在做传承人类文明的工作生命不息、劳作不止，这是多么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