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深刻印象，千年前的一场“国考”也深深地烙在历史的长卷上，这就是北宋嘉祐二年举行的、被称为史上“千年科举第一榜”的科举考试。这场科举考试可谓群星闪耀，来了解一下。

　　这场宋朝“公务员”选拔的“国考”，凑齐了“宋六家”

　　这次产生的很多进士，对后世的文学政治思想影响大。

　　后世之所以将北宋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是因为这一次科举考试中，产生的很多进士，对后世的文学、政治、思想等领域影响非常之大，无论政治、经济、文学、经学都有独领风骚的人物出现。

　　其中，“唐宋八大家”占了三席，分别是苏轼、苏辙和曾巩。经后人梳理总结，在《宋史》中有传的就有20多人，他们分别是章衡、窦卞、罗恺、邓考甫、王回、王韶、王无咎、吕惠卿、刘元瑜、苏轼、苏辙、郑雍、林希、梁焘、曾巩、曾布、程颢、蒋之奇、杨汲、张载、吕大钧、张璪、章惇、朱光庭等。这些人中，有9人曾担任宰执，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等。

　　看看他们都在哪些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文学家有苏轼、苏辙、曾巩；理学家张载、程颢和吕大钧；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人物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张璪、林希、蒋之奇、邓绾；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有意思的是，后来成为理学大家的张载是程颢的表叔；曾巩与他的弟弟曾布、曾牟，以及堂兄弟曾阜，一门四人同科及第；状元章衡与叔父章惇同科及第，但章惇的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深以为耻，遂放弃殿试成绩“委敕而出”，下次科举考试时，高中甲科；以擅长险怪文风的太学生刘几名落孙山发动“进士群辱欧阳修”，后来痛改前非，彻底摒弃怪僻文风，两年后改名为刘辉，被担任殿试详定官的欧阳修擢为第一，获得殿试甲科……可以说，1057年的那场“公务员考试”，不仅照亮了北宋的星空，也因其群星闪耀，辉映着历史的星空。

　　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因为这次科举考试，因缘际会齐集京城，其中四大家与这次贡举直接有关：欧阳修身为主考官，曾巩与苏轼兄弟都是进士及第。另两大家也在京城：苏洵送二子应试，王安石正在京担任群牧判官。

　　有学者分析:嘉祐二年的礼部贡举之所以能遴选出这么多杰出才俊，除了归功于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慧眼识才，也应归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庆历新政。新政“十条”中的一项举措为“精贡举”，含教育振兴与改革、科举考试改革两个部分。朝廷在国子监设太学，又在地方州县遍设官学，史称“庆历兴学”。从庆历兴学至嘉祐二年，已有十余年时间，苏轼、苏辙、曾巩、王韶、张载等嘉祐二年的进士，正是在这十余年间接受的教育。

　　苏轼名次不靠前但名气最大

　　嘉祐二年的贡举考试，名气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尽管历史的真相是他的考试名次并不靠前，但因为相关的单科考试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极大赏识，以及由此产生了口口相传至今的若干精彩故事，使大家误以为，苏东坡因为欧阳修为了避嫌的原因，与那届科举状元擦肩而过。

　　实际上，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进士科礼部贡举考试，第一场考试中，所作诗赋被评为不合格，第二场试论得第二（《刑赏忠厚之至论》，即应试的短论），第三场试策成绩不详，第四场试经义得第一。综合四场成绩，顺利登科，获得进入殿试的资格。如果不是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与梅尧臣的赏识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苏轼很可能在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中落第。

　　在后来的殿试中，苏轼中第四甲，苏辙中第五甲，排名是较靠后的。按惯例，第四甲可授予“判司簿尉”范围的官职，第五甲则不能立即授官，须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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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科举制度   锁院与糊名体现公正性

　　科举考试发展到宋代，已十分完善和成熟，除有一些制度创新外，还改进了公正性。

　　“锁院”“糊名”都是在宋代提出并完善的。在宋太宗淳化元年，为公平取士，知贡举苏易简入贡院后，便不与外界沟通，此后成为定制，被称为“锁院”。

　　到宋真宗初年，规定所有的试卷，要经过封印院糊名之后，再送往知举官处阅卷。“糊名”制度的诞生使得考试完全凭借考生的答卷情况来选拔人才，进一步强化了考试的公正性。公正性的提高，可以看成是科举制度发展完备的一个重要特征。

　　北宋嘉祐二年   科举考试的全流程

　　考试之日，考生凌晨入场，依次就座，主考官将试题写出后，考生对题目有疑问，可向主考官提出。

　　考试结束后，由内侍官收取试卷，先交编排官，去掉籍贯、姓名等，另行编号，然后交给封弥官誊写一遍，校对无误后，盖上御书院的印章。这一过程就是“糊名”，目的是防止营私舞弊。

　　接着，由初考官初次判卷，定出等第；然后再次“糊名”，由覆考官覆判；随后由详定官启封，以两次判卷的结果决定等第；最后交还编排官，揭去糊名，恢复姓名、籍贯，决定礼部录取的名单，奏闻朝廷，以供殿试最后裁决，这叫奏名，也叫定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