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围城》的时候，对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实在想象不出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人才，将文字之间的意义拓展得如此丰富而幽默。这是了解钱钟书的开始。

　　钱钟书无疑是那类天性聪慧的人，连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与老师吴宓都这么认为。

　　钱钟书不仅仅是天性聪慧，其读书用功之勤奋，怕也是世所罕见。据说钱氏在清华四年，竟“横扫清华图书馆”,把馆内130万册藏书，从A字一号开始，全部通览一遍，未有一册遗漏者。岳南在《大师远去贰:爱恨情仇》这本书中《吴宓与钱钟书的恩怨是非》一文中认为：“如此算来，每日读书数量为890册还要多一点，这个数字显然已超出了一般的传奇演义故事而变成神话小说了。”

　　才华出众，很容易个性张狂。钱钟书便如是，其张狂性格和随意臧否人物的本事，为众生所领教。陈福田在清华时，希望钱钟书进入清华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钱钟书一口拒绝了，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吴宓为其解脱：“学问和学位的修取是两回事。以钱钟书的才质，他根本不需要硕士学位。当然，他还年轻，瞧不起清华现有的西洋文学教授也未尝不可。”钱钟书任教于西南联大是1938年，年方28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常有惊人之语。虽然在西南联大破格晋升为教授，但在西南联大任教不足一年，就悄然离开。离开之时，跟学校无半点交代。

　　期间，钱钟书自恃才情，还曾给老师吴宓不少的打击。即便钱钟书如此，吴宓内心生气，但仍与梅贻琦、陈寅恪等都认为人才难得。当时主持联大事务的梅氏仍致电挽留。吴宓则于校内一片反对声中力争再聘。那时，钱钟书已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钱钟书在离开联大后，轻狂的性格与心态有了很大的改变，逐渐变得谨小慎微，藏而不露，且大有老谋深算、养精蓄锐之态势。到了1993年春，吴宓女儿吴学昭整理吴宓的日记和遗著时，发现有许多关于钱钟书的记载，便写信给钱氏夫妇，问是否愿意看看她父亲日记中涉及二人的部分。征得同意后，吴学昭寄来了她摘录的日记片段，钱钟书看到早已过世的“傻得可爱”又“老实得可怜”的老师人生历程中那饱蘸深情与椎心泣血的记述后，真诚地向学昭女士自我检讨：“先师日记中道及不才诸节，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情，‘愧生颜变’，无地自容。”他深悔自己对老师恭而不尊，以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但事已至此，“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

　　一个人的才华是无法掩盖的，但倘若恃才傲物，目空天下，则于人于己多有不利。吴宓身为奇才钱钟书的老师，一边要忍受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给他不停地带来的麻烦，甚至包括对自己的讥讽，一边又能够以极其宽容、呵护的心态去引导其成长，这是一份更宽广博大的爱。而这份宽容的爱，恐怕是钱钟书在人生的前大半生涯中都未能仔细体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