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的眼睛很好。但是，那时的我却常常羡慕那些戴眼镜的人，认为他们才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

　　隔壁院里有一青年，上世纪六十年代高中生，数学学得特别好，在我们公社的秋塘坪中学任教。后来被打成了右派，回到生产队里务农。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经常在我读小学的静尔庵附近田里干农活。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爱来校园玩，总看到他趁来学校水井喝水的机会，在我教室里的黑板上演练数学题。从那时起，他的眼镜对我产生了魔力，觉得那就是知识的象征。可以说，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就与那副眼镜有关，在某种程度来说，它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从此，我有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梦想：什么时候也能在鼻梁上架一副神气的眼镜呢？

　　人们都说叶公好龙，并非真的喜欢龙。但是，少时的我却是真真切切地喜欢眼镜。为了与眼镜结缘，我天天用眼，当然并不是看课本，而是杂书和报刊。看它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崇高或不崇高的目的，纯粹就是看看而已，让自己的眼睛早日去适应心目中神圣的眼镜。后来，我学习了“削足适履”这个成语，觉得昔年的自己很有一种“毁眼适镜”的味道。真正可笑的是，我的眼睛老是跟我作对，尽管时不时因为看书而流泪，但它就是不坏，无论远还是近，总是一副明察秋毫的样子，让我无可奈何。

　　与自己眼睛的斗争持续了若干年，当然后来我不再带有“毁眼适镜”的恶魔心理，但经常读书的惯性却也未能刹住。

　　不幸的是，我的眼睛仍然是洞若观火。当然，这时的我不喜不悲，我知道，这是岁月的年轮圈定了我毫无涟漪的心态使然。不过，我还是喟然而叹：再见了，眼镜，此生你我了无缘分！

　　俗话说，有心插花花不发，无心栽柳柳成荫。我与眼镜的缘分，倒是真的应了这句话。大概是2010年吧，某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报，突然有一重大发现，原来印得字黑如墨的文章，居然淡雅如素，某些笔画少的文字甚至隐入了暗黄色的新闻纸之中，若隐若现，与我捉迷藏。

　　这一年，47岁的我终于戴上了眼镜。

　　但是，眼镜不但没有给我弥补上少年时代盼而不得的遗憾，反而有的都是烦恼，必须时时刻刻将之揣在身上。它不是近视镜，可以经常架在鼻梁上，而是老花镜，只在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而我要用它的“关键时刻”很多，一旦不用就取下来，很是繁琐。如果不取下来，戴着它走路，一双眼珠子就要往上翻起，不说别人，就连我自己都觉得滑稽。还有一次，我在外面有事忘了戴眼镜，用微信付款时居然将20写成了200，幸好回来后我检查了一下，也幸好店家是熟人，才避免了没必要的损失。

　　从此，我开始讨厌眼镜。

　　这时候，我才觉得背叛了自己的少年。难道我真是好龙的叶公吗？虽然从发现自己眼睛老花时，就不喜欢戴眼镜，可是毕竟现实就是现实，我还是很不情愿地经常去买廉价眼镜，并不是舍不得花那个钱，而是我经常弄坏它。有时掉地上摔烂，有时躺床上睡着了压坏，有时放在某地忘了带回。而且，这眼镜戴着戴着，它的度数便水涨船高，100度150度200度，纵深发展的趋势让我心惊。

　　我的工作，天天与手机和电脑打交道，便寻思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愿景很美好：能否有一种老花眼镜像近视镜甚至是通光镜那样，每天能全天候戴着，勿需时不时地取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抑制眼睛的老花趋势，当然，如若能将度数一年一年地减少，那就阿弥陀佛了。

　　前年，我花了一千五百多元，终于如了愿。但是，我仍无丝毫欣喜。因为我再不是少年的我，不再对眼镜神往崇拜，不再有叶公好龙的心态波动，我只是我，我只为我的需要而选择和付出。

　　后来，读何立伟的散文《一觉醒来看见地上的拖鞋》，我觉得其中有句话可以借来一用：“未来是什么？具体的未来，就是明天早晨醒来，还能看见床下头一双鞋，还能穿着它，在人世上四处走动。”是的，正如辛弃疾所言：“白发多时故人少。”人一旦戴上老花镜，“故人”也必是日渐凋零。去年某天，无事便在纸上默写小学时的同学名字，居然发现，有五六个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男女同学永远地走了。而我们还能每天在鼻梁上架着老花镜，读读书看看报，或者是像儿时一样瞧瞧墙角的蚂蚁如何搬家，又何尝不是幸事一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