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建华

　　对于家乡的黄花，我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感。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祁东县农村。乡下有一风俗，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习惯替其找一个“亲娘”。我七岁读书那年，父母就要操持这件事，并且还找好了一户人家，说是要带我去认干亲。那天，我穿着新衣裳，母亲提了猪肉和一些糖果糕点，要出发的时候，我却不肯了。小时的我腼腆害羞，觉得去认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人做“亲娘”，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看见母亲扬起要打我的手，我急得想哭，突然大喊：“我有亲娘！”母亲却笑了起来，问我：“你的亲娘是哪个呀？我咋不晓得？”我嗫嚅了半天才小声地说：“黄花仙子。”

　　我出生的那年，三年困难过去不到二年，生活条件十分差，母亲根本就喂不了我半滴乳汁。看着襁褓中饿得哭不出声来的我，母亲狠心花钱从生产队里买了二斤黄花菜，再让父亲到田里去挖些鳅鱼，又加一个鸡蛋，天天给我熬汤喝。就这样，缺奶吃的问题总算是得到了解决，我还长得白白胖胖的。懂事后，我知道了自己是吃“黄花奶”长大的，就对黄花特别地亲近，几乎将它当成一个仙子般的存在。

　　这些都是后来母亲和院子里的人告诉我的。认干亲那天，母亲听了我的话，自然无话可说。

　　按理说，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人，早就该用自己的文字来赞美对自己有大恩的家乡黄花。但是，我却一直不敢动笔，生怕自己笨拙的文笔玷污了黄花的清纯和美丽。

　　通过读书，我才知道，家乡的黄花又名萱草，还上过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卫风·伯兮》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南宋朱熹注：“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后人还考据，谖草即萱草，又称“忘忧草”；北堂代表母亲。“北堂幽暗，可以种萱。”西汉名将李陵更是作《李陵赠苏武别诗》曰：“亲人随风散，历历如流星。三萍离不结，思心独屏营。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李陵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归，与朋友生离死别之际，惟愿以萱草缓解思念之情。唐代诗人孟郊命运坎坷，仕途多蹇，连续两年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在孟郊46岁那年，母亲让他再次赴京城赶考，以博得一个好前程。因感念母亲的艰辛，孟郊有感而发，也就吟诵了一首《游子诗》来赞美萱草和母亲，诗曰：“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

　　由此可见，萱草花被称为母亲花，至少在唐朝就是这样了。苏东坡有诗赞：“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乱叶中，一一芳心插。”宋代叶梦得有诗曰：“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怀。弄孙那得见，将母竟难谐。”元代王冕有诗云：“今朝风日好，堂前萱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哗。”每当吟诵这些诗词，工作生活在外的我对居住在老家的母亲就多了一份惦念和牵挂。每每忆起在家摘黄花的情景，我都对古人以萱草花喻母亲深以为然，更觉是恰如其分。家乡的黄花，含苞是菜，盛开是花，食药同源，食而忘忧。无论土地肥沃，还是贫瘠，她都坚忍不拔地生长着，吃苦耐劳，甘于奉献，就像我们的母亲：包容含蓄，顽强拼搏，与人为善。这种精神，代代传承，犹如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家乡世世代代的人民，培养出了祁东人民会读书、会当兵、会经商的优秀品质。

　　2015年，身在广东的我听说家乡祁东县正在撤村并村，于是就去网上搜索了一下。结果很新奇地发现，我原来所在的银星村被撤销了，并与原罗江、枫塘两村合并成一个近五千人的全镇第一大村——黄花町村。

　　虽然感到新奇，我还是由衷地喜欢新村的名字“黄花町”。我们祁东县是全国的“黄花之乡”，有近六百年的历史。而石亭子镇原来的罗江村又是“中国黄花第一村”，再加上盛产黄花菜的原银星、枫塘两村，那就更是强强联合，黄花的特色越发地凸显了。将新村取名为“黄花町”，顺理成章而又名符其实。

　　而且，从2016年到2023年，祁东县已举办了三届黄花菜节。所以，为了以示记念，我只得操起笨拙的笔，写下这篇早就蕴酿在心灵深处的文字。

　　黄花一般起摘于六月下旬，大约止摘于八月上旬，历时一月余。其中盛期正处农村“双抢”期间，持续十余天。其时，我家乡的山冈垅町每天都是花的海洋，微风骤起，泛起的是黄金的波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村人们，则是那波涛中游走的鱼儿，时浮时沉，别有一番乡村风情。

　　黄花虽然风情怡人，但摘花的辛劳却只有村人们自我体味。正值一年当中天气最为炙热的时节，毒辣辣的太阳泛着白光，黄土地上腾起幻化的热焰。如果仅仅是这样的天气倒还好，头戴遮阳草帽或竹笠，脖挂擦汗毛巾，还能对付。可怕的是雨后大晴，湿润的黄花土被太阳一晒，热气升腾，人站在黄花土里摘花，犹如在蒸笼里上烤下蒸，简直是活受罪真要命。

　　虽说最怕这种日子，但村人们却又无不天天去盼望：一场日头一场雨，黄花才能摘得长久，丰收后的日子才过得充实舒坦。二十多年前的时候，家乡几乎全是种的双季稻，在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双抢”时节，恰恰是黄花采摘盛期，“双抢”于是变成了还要抢摘黄花的“三抢”。小户人家每天摘花百来二百斤，大户人家上千斤，除了请来亲朋帮忙外，每天天蒙蒙亮就去摘花，中午则收稻插秧做田里营生，半下午又去摘花，直到家中灯光亮起。后来，也不晓得从哪年开始，有不少的人家半夜就起来，头上戴上电筒去摘黄花，避免了太阳暴晒，才使劳动强度得到一些缓解。

　　经过一季黄花采摘，人人都改变肤色，成了“非洲黑人”，一笑就露出一口抢眼的白牙。特别是那些爱打赤膊的男人，身上的皮肤晒得黑里泛油，雨水一打在上面，嗞儿就滑落下去。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天天或披着塑料雨布，或戴着草帽斗笠，顶烈日冒大雨，早出晚归采摘黄花。我虽然多年身在广东，仍时常听说有人被晒晕在黄花地里。但是，近六百年的传承，还在继续，因为每年黄花菜能给家里带来不少的收入。有了黄花，孩子们读书，家里修房子，还有杂七杂八很多开销的钱，就有了着落。可以说，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黄花就是油盐柴米，黄花就是衣食父母！

　　尽是大日头的天气，不好。尽是落雨的天气，更烦。每天数百上千斤黄花摘回来，无法晒，只能堆。家中凡是能晾黄花的东西都派上用场，人们的眼睛时刻瞄着老天爷，别说放晴，就是雨稍一停顿，便将竹搭子、楠盘、簸箕外加雨布、塑料纸，统统搬到户外，一家人都去晾黄花。有时正晾着，雨又下起，马上再将东西往屋里搬。实在搬不了搬不完的，就扯上一大块塑料纸盖着，只要雨一停，立马让它重见天日。

　　采摘黄花的日子，这样的热闹戏有时一天要上演十几回。在我的家里，导演和主演基本上是母亲担任。她每天的功课就是晒黄花、摘黄花和做饭，尽管辛苦，却总是乐此不疲。七年前，我的三个弟弟在外搞建筑，我更是常年在东莞，母亲除了带好几个留守的孙儿外，还种着黄花。

　　有一年的采摘季节，我们几兄弟恰好都在家，边摘边劝说她再不要种了，如果还种，回来了不再帮摘。当时母亲发火骂我们，可过后她自己却说，明年肯定不种，摘黄花摘得自己瘦成七十斤了，何苦来着？明年明年何其多，时间一晃又是数年过去，母亲今年八十岁了，但仍然想着摘黄花。我知道母亲种摘黄花成了一辈子的习惯，即使外面的土不种了，但屋边的黄花她肯定不会放手。打电话回去一问，果然！

　　黄花，她就是一位高贵的母亲，因食药同源，有着极大经济效益，养育了家乡的父老乡亲。黄花，我的母亲花，家乡的母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