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之（435—509年），字士思，南北朝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他的祖父是刘宋镇军将军顾觊之。顾宪之十七八岁时，州府征召他担任仪曹从事，后举为秀才，历任衡阳内史、太子舍人、尚书比部郎、抚军主簿等职。他在衡阳任职虽只有数年，但其除陋习、恤孤贫的故事至今仍在衡阳传颂，其清廉能干的声名仍在雁城回响。
决断公允人称“神明”
南朝宋元徽（473—477年）年间，顾宪之担任首都建康（今江苏江宁县）县令。任职的第一天，他发现衙内还没有了结的案卷堆积如山，于是命仆役将所有的案卷送到书房，然后闭门谢客，独自秉烛批阅。三更时分，忽从后衙方向传来几声“哞哞”的叫声，顾宪之不由得心生疑窦：“莫非这衙门内还养牛不成？”顾宪之来到后院查看，只见马厩里果然系着一头膘肥臀圆、体格健壮的大公牛，便问马夫为何养牛？
马夫道明原委：“此牛并非衙门所养，乃是一宗争牛悬案未结，前两任县令都无法断案，下令暂扣在此的。”顾宪之想起刚才审阅的案卷中，似乎有一件两家争牛的案子。于是，他当下决定从此案开始，逐步清理前任留下来的积案。
第二天清晨，顾宪之下令升堂，传来原告、被告以及双方证人到庭。原告、被告均称牛为自家所养，而且双方的乡邻也各自证明牛为同村人所有。双方各执一词，叫人难以分辨这牛到底是谁家的。顾宪之沉思片刻，放下状词，对两家主人说：“尔等无须多言，我知道了。”接着命人备轿让差人押着原告、被告及牛，在轿子后紧跟而行。不一会儿，到了两个村庄的交界处，只见面前有两条黄泥小道，向东通往原告居住的村庄，向西则通往被告居住的村庄。顾宪之吩咐马夫放开牵牛的绳子，任凭公牛随意地走去。只见那头公牛“哞哞”地叫了几声，踏上向东的小道，径直地朝着原告住处走去。围观的人们至此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顾宪之不惜兴师动众，亲临现场，就是要让公牛自己来辨认主人。案子真相大白，偷牛者方才认罪。世家出身的顾宪之竟然对牛的习性如此了解，说明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五谷不分”的官老爷。
有了此案作为良好开局，建康县衙上下无不对这位新来的县令深为叹服。所有案件顾宪之都能做到秉公处理，史书说此后他在建康县“发奸擿伏，多如此类。”他明察秋毫，断案公允，时人颇为称道。他的英明能干，甚至被百姓夸张地誉为“神明”。他对官吏的贪残、豪强的请托，都依法公正处理，决不徇私和偏袒。当时，京城建康的人将喝到的清冽醇厚的好酒称之为“顾建康”，意思是说其为政如酒色清醇，回味悠长！百姓对他的爱戴之情溢于言表。
移风易俗衡境大治
齐高帝即位以后，顾宪之被朝廷任命为衡阳内史，这个时代，各地以军事为中心，军政长官的职权万能化，内史与郡守同职，顾宪之由此成为衡阳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在他到任前，衡阳境内连年发生瘟疫，史书记载当时衡阳因为疾疫“死者大半”，有些人家阖门罹难，加上死者太多，棺材昂贵，老百姓没办法，只有随便用草席包裹尸体丢在路旁。顾宪之到任后晓谕辖地官员，寻找死者的亲属或族人，埋葬死者。对于全家死亡的，便拿出公款由官方代为办理丧葬事宜。
当时衡阳的旧俗认为，活人有病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作祟，得掘开坟墓，打开棺盖，用水冲洗死者的尸骨，意思是除去鬼祟，只有这样做，家里的运道才会好转，病人才能康复。顾宪之认为“除祟”这种做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也是对逝者和先人的亵渎，决心根治这个陋习。他传令辖境各地，此后再也不得行此等荒唐之事，对敢于违令者，严惩不贷。他还通过与百姓常打交道的衙吏、驿卒、小贩向百姓传播正确的观念，让百姓逐渐从内心认识到活人生病靠挖坟洗骨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道理。
顾宪之治理衡阳期间施政有方、爱民如子、移风易俗、教民向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南北朝时期，衡阳地属荆州。当时，荆州刺史王奂刚到任，只有衡阳没有上诉案件，便感叹地说：“顾宪之在衡阳教化民众做得极好，若荆州九郡都像他一样，我这个刺史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
建言减税为民减负
离开衡阳后，顾宪之担任随王萧子隆的东中郎将、长史，代其行使会稽郡守之职。当时要收所谓的牛埭税。这个税指的是对以牛挽船过坝所征的税。牛埭税始于晋。该税本是一种使用费性质的政府收费，但施行日久，逐渐变成了通行的一种税收，给政府带来了利益，但流弊甚多，过往的商旅百姓深受其苦。牛埭税时兴时废，至南朝，由于朝廷用度不足，又开始征收牛埭税。到南齐永明六年（488年）时，牛埭税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
朝廷让时任会稽郡守的顾宪之调查研究。顾宪之原就深知牛埭税之弊，实地调查后，更加深了对牛埭税和当地情况的认识，于是向朝廷上书禀明实情，希望朝廷可以体恤下情，不要增加牛埭税额。他在上书中说：牛埭税本来不是为了收税，只是因为“风涛迅险，人力不捷”，经常有商旅、行人翻船溺亡，所以才由官方征收牛埭税，以“济急利物耳”，相当于一种互助保险金。公家得到了一定的经济收益，商旅行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风浪造成的损失和风险，“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这些年来牛埭税的税额形成定制后，百姓的负担已经较重了，如今官府“刻又刻之”，百姓“百端输调，赋役殷重，不堪勤剧”，况且这次改税所涉及的郡县，因为战乱影响稍有恢复，如果再突发水旱灾害，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因此，他建议朝廷不要增加税额，增加税额看似对政府有利，但无异于杀鸡取卵，伤害了民本，“即日不宜于民，方来不便于公”，朝廷不应为了一时的小利，做这种不当为之事。
他在上书中还向皇帝畅谈为官之要，乃是应当努力做到“廉平”“廉则不窃于公，平则无害于民”，只有一心为民、一心奉公者，才能行使好手中的权力。皇帝读到顾宪之的上书后，深受震动，接受了他的意见，决定不额外增加牛埭税。所涉地区的百姓听闻此事，无不对他感激万分。
为官清正处处留声
此后，顾宪之又先后任职多个地方，在他任职的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清正廉洁的故事。同是在他代行会稽郡守期间，其治下的山阴县有个名叫吕文度的人，此人在当时皇帝面前颇受恩宠，仗着皇帝的宠幸，在地方上建立规模宏大的府邸，平时行事嚣张跋扈，欺压百姓，无人敢惹。据说吕文度的母亲去世时，为了讨好皇帝面前的红人，郡县内的达官贵人争先恐后地前去吊祭。但正直的顾宪之不怕他，史书记载“文度深衔之，卒不能伤也”，大大打击了地方权贵势力的气焰。
在他任建威将军、行婺州事时，当时的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占据了数百里的山林湖泽，作为自己的行猎游乐之地，禁止百姓进入樵采。顾宪之极力劝说此事不可，言辞恳切，终于说动了他。竟陵王萧子良回答他：“非君无以闻此德音。”随即命人解除了封禁。
后来，顾宪之又在地方和朝中数次迁转任职，直到梁朝建立，身患重病才回乡养老。他归家后，由于为官清廉，家里积蓄的米粟不多，仅够勉强度日，住房条件相当狭小简陋，史书形容他的陋室为“环堵”，意即只有四面的墙壁而已，因此他和家人都“不免饥寒”。顾宪之生活的时代，跟他同级别的官员，任职地方几年后，大多积蓄了相当可观的财富。然而，像他这样祖上官居显要，自己又出任过多个要职，而能为官清廉，不蓄私财的，在当时是绝少见的。
梁天监八年（509年），顾宪之在家中逝世，终年74岁。在临终留给儿子的文书中，他要求自己的葬礼要一切从简，只要“衣周于身，示不违礼，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即可，“入棺之物，一无所需”，不要像当时的流俗那样厚葬；以后到了忌日，按照礼仪给自己供奉素食果蔬就行了，不要用珍贵的肉食。他认为祭祀祖先“本贵诚敬，岂求备物哉”！他的清正、廉洁可谓贯彻始终，坚守一生！
顾宪之拥有这样的品性，与他家的家风、门风是分不开的。他的祖父，曾任湘州刺史、吏部尚书的顾觊之，据史书记载，也是一位清廉有为的好官，颇为时人称赞。顾觊之在吏部做官时，曾于衙门庭中种植了一株“嘉树”，对人说：“我任职吏部，职责牵涉整个国家的选官用才，定要竭力为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良材嘉树，这样才能世风日上，百业俱兴。”他还说这棵嘉树是“吾为宪之种耳”，蕴含了对孙子的良好期许。
在辗转多地后，顾宪之也曾被调到吏部担任吏部郎中，他亦如祖父所愿，与当年祖父种下的树木一样，已经长成了茂盛挺拔的良材。顾觊之种植嘉树、寄望子孙成材的做法，为时人艳羡，也给今人以启示。顾宪之生活的时代虽然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但他的为官佳话，尤其是不负家门、清正有为的故事，仍在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