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东

　　衡阳为什么能够在烽火岁月建市（中）

　　三为工业集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粉碎日寇速战速决的阴谋，抢救和保存抗战的经济力量，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实施工业内迁计划。当时的工业内迁被誉为 “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是民族危亡关头的救亡运动，并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经济基础。眼光长远的理论家和卓绝苦干的实业家们，都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为抗战时期工商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开辟了一条工业救国之路。

　　蒋百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战略家，他在《国防论》中最早提出：“炼油、炼钢、炼铁等各项基础工业以置于内地为宜；以湖南为各项国防工业建设的中心地带——沿海地区战时首当其冲，工业建设应着重置于山岳地带；南岳地区可作为战时工业核心阵地，重要产业部门宜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负责战时工矿行政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指出： “我们要加紧西迁，将沿江沿海的物资、机件、人才，搬迁到内地，着手建设西部的经济基础。所谓内地，就是当时的平汉、粤汉两路以西地带而言。”

　　1938年，国民政府制定《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确定新工业基地以四川、云南、贵阳、湘西为主，在湖南建设包括“湘南、沅陵、辰溪为中心的电力、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和“以衡阳为中心的轻工业小区”，并特别强调“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 衡阳作为再造经济中心的核心区域，沿海工厂内迁衡阳者不在少数。内迁到衡阳落户的工厂，大多是从武汉辗转迁移而来。他们拆卸机器，拖运器材，从武汉经长江进入洞庭湖后，一路沿湘江南下，最后拼尽全力搬到了衡阳。 

　　例如：华成电器制造厂原设地点上海，1938年1月在汉口复工后迁入衡阳白沙洲，有资本140万元、员工80余人，为当时产量最高、品种最多的电器厂，与祁阳的新中工程公司、新民机器厂分厂成为湘桂工业区机器工业的三大支柱，经理周锦水为宁波定海人，因支援抗战有功，被聘为国民政府战时生产局电器顾问。

　　中央电瓷制造厂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辖企业，总厂初设于长沙黄土岭，1938年迁设沅陵, 主要生产各种绝缘瓷器, 因原料关系， 又由沅陵迁入衡阳，有员工140人。中央钢铁厂第2厂 (电管厂),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辖企业，1938年9月10日开始拆卸机器，之后机件运抵衡阳短暂生产，后运抵桂林复工成产。

　　中国植物油料厂主要是收购桐油加以精炼，先后在重庆头塘、 四川万县、湖南衡阳等地创办了7个分厂，后又在衡阳创办湖南炼油厂和衡山实业公司油料厂，分别生产植物油料和汽油、机油。湖南电工器材厂是由湖南省建设厅拨款100万元在衡阳东阳渡组建，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电池。这些内迁企业大部分将厂房设立在南起白沙洲、北到合江套的湘江沿岸，鳞次栉比、 浩浩荡荡, 延伸长约10公里，犹如一条巨龙守护湘江，为战时人民生活所需和前方军需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抗战前夕，衡阳除残存的东阳渡军械修理所外，民营机械业只有一家机械厂，职工20余人，主要生产压面机。其他铁工业都是商号前店后作坊，生产铁器农具。上海、浙江及武汉、长沙的企业迁衡后, 迁来的厂家仅机械业就有湘衡机厂、东南机厂、现代机厂、求实公司机厂、立成机器厂、大生机器厂、民生机器厂、生建机器厂、顺风机器厂、毓蒙机器厂、立达机器厂、云章机器厂、九经机器厂、振祥机器厂、仲相机器厂、大荣机器厂、新亚机器厂、福新机器厂、福泰机器铁工厂、湘一机器铁工厂、北新工厂等20余家，具有制造蒸汽机、煤气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等成台设备的技术能力，并能生产轻纺、印刷、 棉、粮、油等加工机械成台产品，带动了衡阳民营机械工业的发展。

　　衡阳建市之初，境内新办和内迁机器工业发展到了62家，工业产值、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一度跃居全省之冠。抗战爆发后，境外印刷业和报社纷纷迁入衡阳，衡阳又一度成为全省全国重要印刷基地。当时，迁入较大的印刷企业有武汉的广雅印刷局和新昌印刷局、广州的中心印刷局、上海的华美铸字印刷厂、南京的文星印刷局以及长沙的文星印刷局。本地开办的报业和印刷业，也在此时应运而生。

　　据统计，至衡阳建市时，本地有名的印刷企业有荣哉、集中、同益、镇华、鼎昌、中益、启文、美华、升云斋、恒丰、中华、林记、 文科、凌云阁、精益、国华、正权、协兴、力行、文盛等20余家，境内从业印刷达2000多人。

　　著名学者张守广在其《抗日战争与中国工业化》一书中, 深有感触：“湘南工业资源并不丰饶，但人民容易接受新思想，因此机器工业有比较大的发展。”

　　（本文系市地方志编纂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