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岳大地名镇兴

　　“稻米流脂粟米白，小邑犹藏万钟室。”唐代诗人杜甫描述了盛唐时期的物产与生活。从他的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们生活舒适、惬意。与这种社会经济大发展相适应的是衡州城与地方名镇的勃兴。

　　衡阳城池的修建，学者多以后周显德年间为其开始。考证衡阳城的修建应早在汉代的酃县，不过那时的县治不在今天这个位置，但三国时的临蒸县治却是在今天这个位置。三国时期是否修筑过城墙，目前还没有考古及文献资料证明。不过，从前述两汉地方县衙已有城堡的事实来看，衡州应是有城池的。隋唐的衡阳城却是有文献可证。曾任衡州刺史的吕温有首诗:

　　尽日看花君不来，江城半夜与君开。

　　楼中共指南园火，红烬随花落碧苔。

　　段弘古也有一诗《奉陪吕使楼上夜看花》，这里的吕使君就是指吕温。

　　城上芳园花满枝，城头太守夜看时。

　　为报林中高举烛，感人情思欲题诗。

　　但这是不是唐代的衡阳城呢？吕温曾在道州两年，再到衡州任地方长官。道州与衡州相比，吕温说衡为大郡，道为小州，若此诗所说指道州，则小道州有城，大衡州当然更有楼了。

　　唐代诗人司空曙所作《送曲山人之衡州》云：

　　茅洞玉声流暗水，衡山碧色映朝阳。

　　千年城郭如相同，华表峨峨有夜霜。

　　据考证，该诗是诗人送曲山人由衡南茅市到衡州时所写，“茅洞”是指今衡南县茅市之洞，也是茅市命名的由来。那么，诗人送曲山人到衡州所提的“千年城郭”应是衡阳城。唐人说衡州有千年的城郭即城堡的历史。由此往前推，应是春秋时期。或许此说法有根据，亦或仅是一种夸张，但衡阳城修建于春秋时期却是真实可靠的。

　　唐代的衡阳城应当具有相当的规模了。《旧唐书》卷三七记载：“开元十五年，衡州火灾，延烧三四百家。郡人见物大如瓮，赤如烛笼，此物所至，即火发”。这场大火，使得三四百家全部被烧，由此我们推测唐代的衡阳城可能街道多、房屋多、人口密。衡阳是湘南的政治中心与交通中心，造成了衡阳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衡阳城池的发展。

　　衡阳境内的县级城镇，最早当属地处衡宝通衢，既是交通要道，又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金兰寺。隋唐时，这里人口稠密、旅馆林立、街道繁华和物产丰富。此外，还有祁东金兰桥、耒阳新市、常宁宜阳、衡南的泉溪等名镇，都是当时集市贸易中心，并一直延续到现在。

　　南稻红米输长安

　　古代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密度有密切关系，人口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反之，则是经济衰退的象征。

　　唐初，衡州有临蒸、湘潭、耒阳、新宁、重安、新城6县，后撤销了重安、新城二县，加攸县。天宝元年，衡州有5县7330户34481人，鼎盛时期增加到33688户199228人，平均每县33204人。

　　“元和六年正月。衡州刺史吕温奏。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团定户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伏缘圣恩，录臣在道州微效。擢授大郡，令抚伤残。臣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征税，并无等第。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设法团定。检获隐户，数约万余。州县虽不征科，所由已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民。臣请作此方圆，以救凋瘵。庶得下免偏枯。上不阙供。”（《唐会要》卷八五）

　　根据吕温元和六年（811年）所奏，衡州旧有户口应指杨炎改革时的衡州户口，全面推行两税法时，曾对全国户口进行清查，这一年应是780年。吕温重新清理，发现少了10000余户，仅只有8000多户属于服役的，也没有分户等，而隐藏不纳税的却有16000余户，吕温清查结果，衡州有户口24000多户。

　　隋初，衡州境内农业有所发展，但隋末战争使境内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田土荒芜过半，肥田沃土蒿艾丛生。唐初，实行均田法与租庸调法，轻徭薄赋；实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官府奖励农桑，贷粮数万斛扶助贫困农民耕种。经过数十年生聚休养，境内农业有较大的发展。

　　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大修农田水利。筒车被广泛使用，“凭河而引”“终夜有声”，靠自然之力提水灌溉江河沿岸数十万亩农田。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不休，江南相对安稳，许多北方人民南下，这些人主要从事旱作。来南方后，他们不得不改种水稻。修筑塘堰堤坝，水利建设有了极大发展。牛耕由直辕改为曲辕，减轻了劳动强度加快了耕地速度，并使水田的耕耘更为精细。因此，粮食产量大为增加。农民还广泛种植棉、麻、油、茶、果、席草、药材等经济作物。

　　唐代中期，衡阳一带的粮食就已大量外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江南每年运入京师的米就是百万石，天宝十八年（759年），宣州刺史裴耀卿就在上奏中提到江南户口多，每年国家征调的粮食从长江入扬州进邗沟、渡淮入汴、经黄河入洛漕，极为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多得少。建议沿途设立仓储，每年运一百万石。这一时期，两京所需粮食就已开始由江南供应。湖南所属江南西道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济关中。

　　唐代的零陵郡上贡给中央的有葛、笱、零陵香、石蜜、石燕、犀角。郴州桂阳郡上贡的有赤钱、纩布、丝布。桂阳有监钱官，每年按照中央规定铸造一定数量的钱币。衡阳产麸金（从冲积层中淘拣出来的金片,因其小如麸皮，故名麸金）、绵纸（以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纸）。笴是指箭干，葛是布，零陵香是名牌产品，绵纸也是名牌。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在全国铸九州铜鼎，神都鼎高丈八尺，可以装一千八百石。永州铸一铜鼎名长安，鼎高一丈四尺，可以容纳一千二百石。九鼎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斤。各地铜鼎都绘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永州鼎的制作用铜的数量与鼎要求的质量都是极高的，当时全国才铸九鼎，永州就有一鼎，这鼎代表了永州的冶炼与铸造水平。

　　衡州是造船和铸币中心

　　衡州造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旧石器时代，虽然我们缺乏考古实物，但专家认定，秦汉时期衡阳的造船业已具有相当的水平了。当秦军到达衡阳后，大军在此停留，主要任务就是集粮草、造战船准备南下番禺。

　　自从开通灵渠至岭南的交通要道后，衡州就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南朝陈时，《陈书》说：华皎出身于下等小吏，十分善于经营产业。湘川地方特产，任职之内尽力搜罗，粮食、竹木、油蜜、脯菜之属，输送朝廷。他在征伐川洞少数民族时，获得很多铜鼓、人口，送于京师。567年废帝即位，封安南将军、重安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陈文帝以湘州出杉木舟，令华皎营造大舰金翅等二百余艘及水战兵器。重安即今衡阳县属地，他在此为侯，食邑，并造杉木船，虽湘州治所并非衡阳，但衡阳造船却是可以肯定的。

　　唐初，四川少数民族造反，征地方百姓造船，“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潭州指长沙，只是这次没有役及衡阳而已。李皋为湖南节度使，造船有名，他发明的脚踏战船，有两个轮子，用脚力踏动，在水中行进如风吹帆飞，翔于江河之中。是否就在衡州制造？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他二次任衡州刺史，又担任湖南观察使，764—769年，湖南观察使治所在衡州，这种船在衡州制造是有可能的。

　　衡阳造船有渔船，湘江是渔民捕捞鱼苗与打鱼为生的地方，千万年来，四大家鱼每年春节过后即回游到衡阳湘江段产卵，也成为渔民们捕捞亲鱼与鱼苗的大好时机。其次有货船，从这里可以运输出去的货物有当地土产，粮、油、桐、竹木制品，还有大量的矿产品，金、银、煤、铁等等。

　　运粮船是主要船种之一，每年的漕粮从湘江下水，数十万石的粮食从湘江下洞庭，直航长江，经运河入长安洛阳都需船。此外还有客船、渡船、战船……

　　唐朝社会经济的发达，商品交换更频繁，需要的货币更多，然而唐政府制造的货币却又太少，人们纳税要钱，交庸要钱，地税户税都要钱，可是社会上的钱太不够用，为了满足人们需钱的实际情况，于是私铸伪币出现了。桂阳是唐初洛、并、幽、益、桂五大国家铸币监之一，开两炉。《旧唐书》说唐初每天铸二十贯。《新唐书》说每天铸二十万。衡州是唐代盜铸最多的地方，而所铸伪钱币竟然成为社会的通行货币。

　　《旧唐书》卷四八说：武德“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后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盗铸钱币从唐朝初就开始了，武德五年立桂阳监不久就出现盗铸。全国四大盗铸货币的地方衡阳所属就占其二。“高宗尝临轩谓侍臣曰：‘钱之为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于斯。比为州县不存检校，私铸过多。如闻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将船宿于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觉察。自今严加禁断，所在追纳恶钱，一二年间使尽。’当时虽有约敕而奸滥不息。”高宗时，“荆、潭、宣、衡”中的潭包括今天的衡山县，衡就是衡阳。由于私铸低劣钱币的泛滥，政府为了打击私铸，武则天长安中，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

　　因为市场交易要用钱，如果每一文钱都要与样钱相比较则不可行。而事实上盗铸钱币太多太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市井萧条，商贸停滞。于是政府不得不重新宣布，除了那些实在不能用的烂钱与不是用铜制造的钱币外一律允许通行。这实质上等于宣布盗铸是合法的。

　　“自盗铸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吏莫能捕。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郴、衡钱才有轮廓，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熔锡摸钱，须臾百十。”郴州钱与衡阳钱不仅在市场流通，而且成为一个专用名词：郴钱、衡钱。盗铸的结果是全国滥钱充斥。“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粟丰贱。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回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京城钱日加碎恶，鹅眼、铁锡、古文之类，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连魏晋时期最下等的劣质钱都出现在市场上。

　　铸造货币需要铜，古代社会采铜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铸造铜器与铜佛像，二是铸造货币。而由于铜的缺乏，所以历代货币都存在严重的盗铸现象。

　　为此，历朝统治者不惜使用诛杀甚至于灭族的野蛮手段来消灭盗铸现象，但都没能成功。唐代也同样如此。衡阳出土有无任何文字与标志的唐代货币，显然是盗铸的伪币。禁止不了，政府只好命人干脆将盗铸者集合起来，设立铸钱所，让他们为政府铸造。

　　湖南境内，以衡州为首盗铸的滥觞（比喻事物的起源、发端），可见衡州民风的强悍。《新旧唐书》多次提到衡阳的盗铸货币一事，在玄宗之前，衡阳郴州钱刚刚造出轮廓，夹杂铁锡，质量极差，但却充斥京师，长安洛阳之外，衡阳私钱更是遍布全国各地，成为一种政府认可、民间普遍流通的法定货币。

　　唐代衡州矿冶业发达，群众淘金鼎盛，唐武德元年（618年）衡阳县产黄金，每年以金贡赋14两，耒阳、祁阳有淘金场，而在衡阳县，淘金场遍布蒸水两岸，洪罗庙、隆古塘等处有古金井千余口，“金兰乡”以此得名。（《衡阳县志·冶金》）

　　衡、郴、道、永出现大量的盗铸货币，与这里矿产资源丰富有关，主要是铜、铁、铅锌，所以民间用锡铁铸五铢钱，也与社会经济发展市场大量需要有关。盗铸货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地方采矿业的兴起。

　　史料记载，郴州、桂阳成为唐代铸造钱币的重要产地之一，衡阳虽然没有列入国家钱币制造地，但由于大量的盗铸，使得衡州钱流入京师散布全国，“衡钱”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成为唐朝一种通行货币。这说明唐代的衡州铸币业、冶炼业，采矿业与手工业的发达。

　　（本报记者胡建军根据《衡阳历史文化丛书经贸史述》编辑整理）

　　本版图片均由胡建军翻拍于知网